朱培德与抗战准备(1931-1937)

作 者:

作者简介:
肖如平,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朱培德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幕僚长,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对日态度经历了由避战到迎战的转变,促成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彰显,另一方面则是他有着基本的民族主义思想。朱培德积极参与了多项国防规划与建设,筹划军队整理与加强训练,他的努力成为抗战准备的一部分。朱培德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思想变化与行为相当典型,可为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代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1 期

关 键 词:

字号:

      朱培德(1889—1937),字益之,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早年参加护国、护法诸役,率滇军驻粤。1925年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担任北伐军右翼总指挥,负责江西战场。1929年入南京,担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成为国民党军的最高幕僚长,后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35年被授陆军一级上将。朱培德曾较长时间负责处理军委会的日常工作,并在蒋介石外出时主持军事。朱培德在国民党军内历史长、地位高,他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思想变化与行为相当典型,可为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代表。本文拟以其为例,对国民党军将领如何参与抗战准备工作进行探讨。

      一 从避战到迎战

      由于朱培德在“裁兵编遣”和“蒋桂之战”中坚定支持蒋介石,因而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自九一八事变至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朱培德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对日本侵略的基本态度是力求妥协,避免冲突。

      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在京的国民党中常委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吴稚晖等人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日军侵略东北的时局与对策。但会议没能做出实质性决议,只议决急电在江西的蒋介石回京主持一切。当晚,朱培德与高层军政人员商讨局势,彻夜未眠,在20日凌晨与戴季陶联名再给蒋介石电报:

      限即刻到。总司令蒋钧鉴:后密。(一)东事已另电报告,此事关系决非济南事件可比,此时非请主席即日回京,对内对外皆不能统筹领导,前夕讨论诸事,或只有藉此事求一办法,盖国家危急至此,人心必转,说话自较易也。(二)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工夫,然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立后代儿孙之榜样;(三)此时天灾人祸均至极点,救灾建设皆赖国际援助,东事更非此不可,主席若即日回京,内外视线必然一转利用人心之注意与转变,方有出路。中央今夕开紧急会议,决请主席回京,贤等盼望尤切,谨陈鄙见,恳赐酌裁,如何,请电示。戴传贤、朱培德叩。哿已。①

      为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朱培德特意要求“此电须注明发电时间”。从电报内容看,朱培德等人对九一八事件的严重性有着明确的认识,“决非济南事件可比”,“天灾人祸均至极点。”蒋也复电表示即刻返京:“日军强占辽宁,情势急迫,嘱即日返京会议对日方策。中遵即回京。”②

      21日,自赣返京的蒋介石召集在京的中央委员讨论时局及应付办法,并主张“以日本占领东省事实,先行提出国联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③ 因而国民政府最终采取了“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方针。

      东北迅速沦陷,给蒋介石以巨大的压力。12月8日,蒋介石召见朱培德等人,商谈外交方针,以下是他们的一段对话:

      朱(培德)曰:对日不外准备战败与先和而徐图报仇两途。

      公(蒋介石——引者)曰:固也。但战败则以全国殉职余一人之历史,先和则以余一人之历史为全国而牺牲。余虽身败名裂,但后世自有功罪之定论。祗要全国有希望,余亦自愿牺牲也。

      朱曰:职甚千万公之此说。

      公曰:虽然。余惟恐国民之精神散漫,先和以后,仍不能卧薪尝胆,则民族更形堕落,绝无复仇希望,余之牺牲,成为徒然。因此不能决耳。④

      日军侵占东北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上海,接连不断地在上海挑起事端。而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领判断日军进攻上海已不可避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当时国民党正处于政争之中,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三巨头分别在奉化、香港与上海,执政的孙科由于没有足够的支持,财政、外交均陷于困境,准备“停付公债本息,对日和平绝交”。为此,朱培德等人极力想促成党内合作,尤其希望下野的蒋介石“出山”。1932年1月初,朱培德致电蒋介石,报告政情,敦请蒋入南京:

      锦州陷落,北方更趋严重,在京同志多主速与断绝邦交,一面请美召集九国会议,设不幸出于一战,则事体重大,军财准备,莫知所措。现公推居觉生(居正——引者)造庐谆请,哲生(孙科——引者)亦有亲来谆请之说,望我公毅然还京,以慰天下之望,弟推于先生(于右任——引者)赴港促胡(胡汉民——引者)矣。⑤

      1月10日,蒋复电朱培德等,坚决反对与日断绝邦交。他说:“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之事也”,“陈友仁提此案,众者不察,且多数赞同绝交,是诚国家最大危机,此时我国地位若战而不宣,尚犹可言,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⑥ 为避免与日绝交,蒋决定入京。1月16日,蒋约汪精卫“来杭一叙”。⑦

      1月18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人在杭州烟霞洞会谈,决定共入南京。23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何应钦、朱培德等人会商对日方针,决定“对日问题取缓和态度,先礼后兵方式”。⑧

      为防止十九路军对日开战,行政院指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朱培德将十九路军驻闸北的部队调离,由宪兵第六团接防。1月27日,朱培德、何应钦致电宪兵司令谷正伦、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要求将与日军对峙的前沿阵地闸北一带的十九路军驻防部队调离,由宪兵部队来接替:“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归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指挥,以资缓冲。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为要。”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