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5-0248-09 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其存在的近40年间，调查情报活动始终是其“社业”运营的重要一翼。尤其在1939至1943年的所谓大调查部时期，满铁调查情报活动达到极至。① 当时满铁调查部在阐释其自身的“使命”时，将自己定位为日本“唯一调查机关”；并由此而引申出满铁调查的三大特征，即“调查的国策性”、“调查的现地性”和“调查的综合性”。显而易见，居三大特征之首的“国策性”，是满铁调查之魂，其解释是：“基于满铁是负有国家使命的特殊会社的事实，其调查业务自身即带有国策性”，包括其“社业”调查，也不得“有悖于会社的性质”[1] 16-17。而另外两大特征，即“现地性”和“综合性”，说到底，无非是实现“国策性”的可能条件。那么，在满铁存在的近40年间，日本的基本国策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就是以中国和亚洲为对象的侵略与战争政策。满铁调查的“国策性”，则意味着在调查目的、过程和成果中，都必须贯彻、体现这一日本既定国策；只能有利于国策，不得有损于国策，更不容改变这种国策。可是在原满铁调查员中却有部分人认为，大调查部时期则非耶，因为该时期“开展综合调查，明确指出战争计划是错误的”，尤其是综合调查的“客观分析的结果，可以成为对日本战争政策毫不妥协的批判”，且“对于战争政策的批判立场构成了调查部调查工作的基础”②。其实际状况到底如何呢？如此将大调查部时期别具“象征”意义的“综合调查”，说成是与日本战争政策对着干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性调查，是关涉到对满铁调查部根本属性和日本侵略战争政策制定推行的原则性大问题，故不可不分辨认识清楚。 一、“中国抗战力调查”无力回天 所谓“综合调查”，按满铁人员解释，“就是对一定的调查课题，从‘日满华’的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等进行多方面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2] 前言。这本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在满铁调查部，它又是一种调查课题类型。1939年4月，满铁调查部扩大伊始，就标榜“综合调查”，将之置于超越于地方性“一般调查”和现地有关方面提出的“委托调查”等之上的中心地位，并为此而强化了作为“综合调查”支柱的各现地调查机关。其目的自当是为扩大侵略战争，即日本版的所谓“东亚新秩序”服务。 然而，大调查部的头一年——1939年度的“综合调查”仅仅是各地进行的单个调查项目的简单罗列，丝毫没有收到综合调查的实效。[3] 1-2原因不单是“各机关人员不足和大连方面（指调查部）联络欠佳”。[4] 1-2根本问题在于，对形势严峻性缺乏清醒认识。而满铁调查部非但对“当前的中心问题缺乏认识，还不善于运用基本调查与政策调查的微妙关系。因而无论是基本问题还是当前对策，也无论技术观点或经济观点，全部混淆在一起，做成了调查项目”[3] 2。 不过，大调查部自认为，1939年度“中国抗战力调查”和“物资供需调查”还是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前者“成功地实现了基本调查与政策调查的结合，发挥了满铁调查的真面目”③。可是，“中国抗战力调查”作为满铁调查机关统一进行的“综合调查”而得以立项，多少有些偶然；关于项目的提出和组织的成立，说法上也不尽一致。不管怎样，据称调查部综合课职员具岛兼三郎和野间清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具岛是勇于表明观点而深受领导层信赖的调查员。④ 野间清称：“该调查的实际发起者是具岛兼三郎，而不是上海方面。”⑤ 野间清说到自己时称：“当时虽然没有什么社会变革的想法，但是在头脑里经常想对军部的战争政策怎样才能遏制呢？所以，感到重庆抗战力调查是个好主意。”野间清还指出，他和具岛在满铁上海事务所商谈此事时，对方之所以不太积极，主要是考虑进行占领区调查。[5] 61-63其实，如果上海方面果真表现踌躇的话，原因也不在于调查力量，而在于调查的必要性。因为自“七七”事变起，伊藤武雄所长及其上海事务所从未间断以“和平工作”为名的对华谋略活动，且在1939年上半年正值日汪谈判和对重庆策反诱降的关键时刻。惟其如此，后来当伊藤武雄谈及此项调查时，没有说自己是发起者，而只说“中国抗战力调查”是以上海事务所为中心进行的，并称赞中西功“做出了突出成绩”[6] 224，这是事实。 如果说具岛兼三郎是“中国抗战力调查”的倡议者，那么中西功则是推进调查并使调查获得“成功”的核心人物。而这是中西功独具之革命经历、政治立场和胆识才干所使然。调查开始前，他不但恢复了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还与另外的日籍中共党员一道，充任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就是这位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介入调查后，不独根据其“对日作战的战力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民众力量”的观点，建议将“重庆抗战力调查”改为“中国抗战力调查”，使调查的内涵得以拓宽和升华；而且以其特有身份和政治理论素养，充分获得和利用了其他人难以占有的资料，并将资料提供给每个调查员分享，以推进调查。据载：中西功通过中国同志可以得到诸如《解放》、《文献》、《时事丛刊》、《求知文丛》、《上海周报》等刊物资料，同时还经常与中国同志讨论有关问题，包括与中共地下工作者陈一峰讨论1938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这样的重要文献。⑥ 中西功的知遇者尾崎秀实对“中国抗战力调查”的积极作用亦不可低估。作为日本思想界“纯洁无瑕的爱国者和思想家”⑦，他以满铁东京支社调查室嘱托身份，两度出席“中国抗战力调查会”中间报告会，从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方面给调查员以启示。他还精辟地阐述了日本政治形势，并对“中国抗战力调查”成果，做了只有他才有资格做的总评。[7] 1-17他是众所周知的为革命而捐躯的无畏战士，他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历史发展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定信念⑧，所以他的总评与调查成果一样重要，亦应视为调查成果的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