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第二次出兵山东的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和外交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济案发生前后黄郛、王正廷两位外交部长任内的中日交涉情形，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① 对于济案发生后各地掀起的反日运动，韩国学者裴京汉在2001年亦撰文予以探讨。作者认为，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② 此后，济案后的反日运动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学界着墨较多的是反日运动的领导机关——反日会，改组派与国民党中央在反日会的斗争也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强调。③ 在此前后，台湾学者乐炳南、韩嘉玲及海外学者雷麦、菊池贵晴、宇田川知己、后藤春美等对济案后的反日运动也做了一些研究，厘清了部分史实。④ 尽管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已经使济案后反日运动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但是，有些问题仍有深入探讨和澄清的必要。比如，在济案发生前的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在二届四中全会中刚刚做出决议，“所有一切民众运动，著即暂行停止进行”。⑤ 然而，仅仅过去三个月，它又让地方党部承担起了民众反日运动的领导责任，这种转变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原因？再者，既有研究对反日会改名后国民党中央应对各地反对取缔反日运动的复杂过程也语焉不详。总之，现有成果对国民党中央与反日运动关系的讨论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之处，仍需做进一步的探讨。 领导反日为哪般 济案后的反日运动是由国民党所领导的，这在当时就是公开的秘密。作为被抵制国的日本，曾多次将矛头指向国民党。日本著名的“支那通”长野朗说：“这次排日是在国民党的主导下进行的，国民政府也予以协助，排日运动公然成为中国政府的政务之一，成为国民党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⑥ 另一名“支那通”波多野乾一也说：“因中央党部专横，国民政府同样也受到掣肘，反日会所在的各省市政府同反日会一样，都是以省市党部为母体产生的，由于省市党部训练委员会是其催生的推手的关系，党部和反日会在大多的场合下是异身同体的关系。”⑦ 1932年，在国际联盟的攻防中，日本经常在国民党中央与抵货运动的关系问题上做文章。它指责济南事件后的抵货运动是以国民政府为母体，以国民党党部为中心“公然指导、煽动的运动”，这次运动比原来的运动更系统，组织更完备，带有半官方的色彩。⑧ 身处中日冲突之外的第三方也认为是国民党领导了抵货运动。国联李顿报告书指出：“自1925年以来，经济绝交运动之组织，确有变更，国民党自始即系赞助此种运动者……时至今日，国民党遂为组织、促进、联络及监督此项示威运动之真正原动力矣。”⑨ 美国人雷麦也断言：“毫无疑问，自从1926年以来，在抵货运动中国民党越来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1928—1929年抵货运动被完全控制在国民党之下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1926年和1927年的抵货。”⑩ 各地反日会对国民党党部的领导作用也未加掩饰，天津反日会即直言不讳地宣称，“系受党部指导而成立”，芜湖反日会也宣称它“处于党的指导之下”。（11） 看来国民党确实领导了反日运动，这使我们感到惊讶，1928—1929年，国民党中央刚从大革命时期的发动民众转变为“不要民众”，（12） 何以在领导民众运动的立场不断退缩之际担当起民众反日运动的领导责任来了呢？它这样做，必有其非如此不可的缘由。 本来北伐进军势如破竹，统一似乎指日可待。不料突然传来济南惨案发生的消息，各地顿时群情激愤，纷纷成立反日组织，倡导对日经济绝交。（13） 时在前线的蒋介石也视济南惨案为空前的国耻，（14） 但他认为中国的实力不足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决定采取不抵抗政策。（15） 预料全国民众会对日军行径怒不可遏，蒋介石于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要求“后方民众，以持镇静态度为宜”。（16） 蒋介石要求后方民众保持镇静，基于两方面的考虑，这可以从他于1928年5月5日发给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训令中看出来。该训令指出，北伐军当局现对于日军在济南的暴行，正在严重交涉，即中央政府对此亦自有办法，切望民众持冷静的态度，慎勿做暴动及游行等，尤不可对日侨加以虐待，以致授日人以口实，或予共产党以活动的机会。（17） 从此电可以看出，蒋唯恐民众因激愤而有冲动行为，将在华日侨作为泄愤对象，或担心中共会抓住机会，主导反日运动，实际上反映了国民党中央处理后方局势的基调。 上海军政当局对济案迅速表态，5月6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与上海特别市市政厅会衔出示布告，称当局对济南事件的愤懑，与人们无异。但它们尚负有安抚地方的责任，警备司令部又发布布告称：“查济南中日冲突事件，现由政府严重交涉中。中央自有应付办法。所望民众持冷静态度，不可作暴动、游行或危害日人之举动，致予日本口实，而令共产党得策动之机会。”（18） 上海当局与蒋的口径完全一致。 在防止民众报复日侨和防共之间，国民党中央似乎更注重后者。虽然在前一年的国共冲突中，中共的力量受到重创，但其发动民众运动的潜力仍在，国民党中央在多个文件中不加掩饰地表明了它的这种担心。5月6日，国民党中央制定了《“五三惨案”应付方案》，在方案中攻击共产党“无所爱于济南被害同胞，且不愿中国之统一，于此时期或将利用同胞之爱国心，煽成暴动，直接摇动北伐后方，间接引起更大之寇祸”。（19） 在5月8日给各团体及学校的通令中，又特地指出，“近据各机关报告，查获共产（党）印刷品甚多，意在煽动、利用罢课、罢市及种种扰乱行为，破坏秩序”。在一番告诫后，该通令又说：“如有违反命令，甘犯法纪者，准即依照戒严条例，严切执行，不稍宽贷。”（20） 有了共产党的印刷品作为“证据”，国民党中央在5月10日制定的《“五三惨案”宣传大纲》中就直接指责“共产党徒欲利用紧张的民气而暴动”，要求“后方的民众人人都要注意，维护后方的秩序，严防共贼的捣乱，使前敌的将士得安心北伐”。（21） 北伐成了国民党中央要求后方镇静的挡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