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折与新路的打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前后

作 者:

作者简介:
程中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北京 100009)

原文出处:
党史研究与教学

内容提要:

从1976年到1984年的8年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处在一个转折和打开新路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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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7)04-0004-08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两年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次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①。十二大进而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任务,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全面展开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从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这8年间的历史,是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历史。约略说来,这8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即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实现历史转折、打开新路的4年;十二大以后至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创新局面的前两年。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未能抓住开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机遇,提出“两个凡是”来“抓纲治国”,这就为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进而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设置了障碍,带来了阻力,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徘徊与曲折。所幸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重要历史关头拨开迷雾,指明方向,引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短短两年间,开始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办了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和“三种人”;恢复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工作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活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推倒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推倒文艺战线上的“黑线专政论”,一大批电影、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重见天日;召开科学大会,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在经济理论上正本清源,理直气壮地论述发展商品生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接连不断地派高级别的代表团出访日本和西欧诸国,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对外开放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探讨怎样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改革开放,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展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解放思想,推进了拨乱反正,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事实说明,虽然由于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倾错误,中共十一大又肯定“文化大革命”,造成这两年间的徘徊和曲折,但由于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的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和胡耀邦等老革命家的努力,也由于华国锋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顽固地坚持其错误,因而这两年总的发展趋势还是前进,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的两年;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准备的两年。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②

      实现历史转折、打开新路的四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在政治方面,首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邓小平及时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32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了科学的总结,既严肃批评了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又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它的通过标志着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第二,继续深入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他们的罪行的清算,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清理“三种人”,在此基础上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在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及时地把新老交替的任务提上日程。采取切合实际的过渡措施,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从组织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政治保证。

      第三,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平反了天安门事件。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在此前后,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族各界的知名人士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据不完全统计,得到平反的总数约为300万人,经复查改判纠正的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30万余件。

      第四,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并改正了占98%以上的被错划者;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还落实了侨务政策、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等等。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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