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155（2007）05-0087-05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面的研究，目前来看，已经相当全面而深入。但是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不甚明了，即很多文献都提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到底做了哪些准备？此次中央全会前后开了36天，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仅仅只开了5天，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笔者拟从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特殊背景条件和具体任务以及会议本身的具体进程等方面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一、争论——原定主题避重就轻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长达36天（包括闭幕后继续进行讨论的两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当时报纸等宣传媒体的通常用语是：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出现的时候，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商定后两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而召开。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应出席218人）[1]（P503）。据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编《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78—1989》第8卷的记载则为“共217人出席会议”[2]（P3029）；于光远说，“这个名单一共219人”[3]（P23）；也有说“共213人参加，应出席会议为218人，刘伯承因病请假”[4]（P88）。这里从张树军说。 会议原定议题是：（1）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具体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2）讨论、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以后，主持人华国锋同志根据政治局决定提出在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即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主持人强调说：“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按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的议题，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但同时要求讨论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问题，这反映出他仍打算在不触动“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工作重点转移的思路和那种对旧人旧事难以明说的情节。既然“中心思想”是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那么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端正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然而华国锋所宣布的三项议程都只是经济问题，而且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未否定“两个凡是”。这就意味着，华国锋一面说重点转移，一面又不愿涉及“左”的指导思想，这也正反映了他认识上的矛盾。但是，这一话题的提出必将引起与会人员对于会议原定议题的思考和议论——因为华主席所说的“中心思想”已经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用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从理论上说，这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问题；从实践方面看，这是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并一直争取解决的问题；从思想方面看，就是如何对待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原定议题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解决原定议题和“会议中心思想”相矛盾的问题，党和人民将没有办法迈开步伐行动。会议上不少人的思想处于迷茫状态。 会议开始时的沉闷气氛正反映了当时党内思想交锋异常激烈的情况。许多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不解决这些问题，人心不顺，党心不畅。而且，如果继续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过几年再来一次”的话，就根本无法凝聚人心去实现四个现代化。 会议第三天，即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率先打破沉闷气氛，他发言同意中央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同时也坦诚地说：“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陈云同志所提问题如下：（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简称“七七决定”）这个文件，是陈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陈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他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陈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3）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类似有严重政治错误等说法。（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5）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评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1]（P576-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