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阶段，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曾经建立起短暂的军事合作关系。为推动双方共同对日作战、实现对侵华日军的全面反攻，中共方面以极大的诚意，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与加强同美国的合作，这理应成为双方发展全面合作关系的有利契机。可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者从维护战后在华利益出发，在对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和政局发展趋势作出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确定了既要极力扶持国民党，又要尽量避免国共内战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身负调解国共矛盾使命的赫尔利完全倒向国民党一边，采取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其后果是非但国共之间的矛盾丝毫没有解决，美国与中共的矛盾和分歧也不断加深，双方关系逐渐趋于紧张并在随后到来的国共内战中走向敌对。历史本来为中美关系的走向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但是美国政府的决策失误却断送了双方“即使不能成为亲密朋友和盟友，至少也不成为死敌”① 的前景。 一 美军观察组与双方合作的启动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身处陕北偏僻小城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立即意识到，这一事件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强调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提出“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②，表达了英美发展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利用身处大后方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了“以美国为主”③ 的国际交往活动。周恩来先后会见过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威尔基、拉铁摩尔，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同美国驻华使馆和许多英美记者也保持着经常性联系。1942年夏，周恩来多次向美国人士表示，欢迎美国派出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开展双方的合作。同年11月20日，周恩来在与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文森特、谢伟思的谈话中提出，希望美国采取措施来改变对中共的政策，这些措施应该包括：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重申美国希望看见中国有真正的民主，承认中共是反法西斯的力量之一，美国对华援助应有一部分给中共。④ 这些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如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以及外交官文森特、戴维斯、谢伟思等，都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腐败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极为不满，而对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共怀有同情和好感，主张与中共建立和发展关系。根据戴维斯的建议，美国政府决定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经罗斯福总统与蒋介石反复交涉，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抵达延安。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美军事使团来延安的问题，决定：对美军事使团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⑤ 7月13日，毛泽东向共产国际通报了观察组即将来延的消息，表示将利用国民党的进一步失败，推动美国向它施加更大压力，以解决国共关系问题。⑥ 中共领导人把观察组的到来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周恩来给王炳南的信表达了这种喜悦的心情。“这一回打通了，以后将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⑦ 观察组第二批人员抵延后，《解放日报》于8月15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特意加上去的。8月18日，中共中央就中外记者访问团和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示强调，应把这两件事“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⑧ 美军观察组名义上隶属于史迪威将军的驻华美军总部，其任务是搜集与对日作战有关的各类军事情报，当然也包括调查了解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由于其使命的特殊性，观察组与华盛顿的国务院、陆军部甚至白宫保持着联系的渠道。在国民党一直对外严密封锁敌后根据地消息的情况下，观察组的到来为中共打开了一扇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窗口。中共领导人相信，通过美军观察组的亲见亲闻，“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⑨ 不仅如此，还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⑩ 对于同美军开展合作，党内有人表现出一定的顾虑，毛泽东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对此作了解释。他说：与美军开展合作，从全局上看，利多害少。“一则美我配合侦察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配合作战；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方赞助”。（11） 9月9日，毛泽东、刘少奇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12），要求各地对观察组的工作充分予以配合。 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多次与观察组成员谈话，阐述中共对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就扩大双方合作与美方人员进行深入的探讨。八路军高级将领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聂荣臻、贺龙等分别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情况。中共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向观察组提供了具体的帮助：（1）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中共方面把通过己方渠道搜集到的日军情报提供给美方，到抗战结束，中共提供给观察组的情报仅书面报告就多达120多份。为观察组收集空军和海军作战所需气象情报提供便利，帮助他们在延安和根据地的边缘地区设立气象站和小型电台，配备气象观测人员。据美军总部评价，延安气象站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中国十个气象站中名列第一。新四军五师也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进行了有效的情报合作。（13）（2）考察敌后根据地。观察组到延安后，中共方面为其安排了一系列考察活动。从1944年8月到1945年1月，美军人员先后到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绥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得到了大量敌后抗日斗争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考察活动由中央通知各地周密安排，并派出专门人员护送。包瑞德和谢伟思还曾计划通过空降访问苏北根据地，但因困难太大未能成行。（3）营救美军飞行员。延安专门成立了由各根据地代表组成的空地救援委员会，负责协调营救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坠落美军飞行员的工作。以毛泽东名义回赠罗斯福的《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对于帮助美军飞行员迅速获救起了重要作用。（14） 到日本投降时，根据地军民共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军人员102人，并为此牺牲了11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