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曾经指出：“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必须首先了解黄河流域的历史，而要了解黄河流域的历史，自然也就离不开黄河的历史”②。清代黄河史作为黄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自然亦包含在邹先生所言的研究范围之内。有清一代，黄河治理问题在国家事务中较长时期的处于重要位置，康熙帝登基之初刻在宫殿柱子上的“三藩、河务、漕运”六个大字奠定了清代前中期治国方略的基调，而晚清动荡的政局又将其从国家事务中心排挤出来，这一兴一衰的变化前所未有，也从一个侧面表现着那个时代的兴衰，因此，进行清代黄河史研究也就显得十分必要。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这项研究除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回顾与总结，试图在厘清其内在理路的同时，指出进行该项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不足。还需指出的是，早在1988年王质彬就对黄河史研究做过综述③，但是笔者仍然认为有回顾与总结的必要：一来是因为他是对整个历史时期黄河史研究作的概略性回顾，很多研究成果没有被纳入其回顾范围，资料浩繁、成果较多的清代黄河史也没有被特别指出；二来是因为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黄河史尤其是清代黄河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作者展望的几个方向如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目前已经初现方兴未艾之势，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研究的深入，研究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当然，限于本人学识浅陋及史学的学科背景，在对成果尤其是跨学科的成果进行综述时，把握不当之处势所难免，尚祈方家指正。 在对一段较长时期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之前，对其先作一学术史的简要回顾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领域研究的大致理路及特点，还有助于展望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或许是继承了关注黄河问题的历史传统，或许是现实的水患引发了人们研究的兴趣，民国时期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一阶段的研究首起于资料的编纂。1921年，吴筼孙主编的《豫河志》拉开了研究的序幕。之后，林修竹的《历代治黄史》④可谓是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研究的兴起。1931年的江淮大洪水与1933年的黄河洪水暴涨、下游多处决口事件又将研究推向了高潮，而《水利》、《黄河水利月刊》等杂志的创办则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仅1934年发表在《黄河水利月刊》上的文章就有十余篇；1936年，《水利》杂志“为前车借鉴计，乃有纂辑清代黄河决口史之发起”，前后刊载论文七篇⑤；同时，刊登在《陕西水利月刊》等杂志上的文章也零星可见。在诸多研究者中，著名水利学家张含英的贡献较为突出。黄河水灾爆发后，他不但从现实出发出谋划策，还从历史中寻求借鉴，发表《五十年黄河话沧桑》⑥等论文数篇，专著《治河论丛》⑦也于1936年出版。1937年至1949年的十余年间，虽然处在战争时期，但是研究高潮并没有因此而退去，在《中和》等杂志上仍然可以看到水平颇高的文章，如《清末黄河改道之议》⑧，张含英的另一部治河力作《历代治河方略述要》⑨和吴君勉的《古今治河图说》⑩也分别于1945年、1942年出版。综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特点鲜明，多着眼于为现实的黄河水患寻求历史借鉴，重在黄河治理与河道变迁问题研究，但也有零星的其他角度的研究，如《黄河与治乱的关系》(11)一文。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成果如《水利》杂志上的七篇文章在严格意义上应该算作资料的整理与编纂，并非学术论文。 建国后至文革以前的十几年时间里，黄河治理问题备受新中国政府的重视，1957年成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但或许是这一时段较短，或许是政局初定，百废待兴，这一阶段研究成果不多，专门研究清代的成果就更显少见，即使影响较大的一项也是通史性的，即1957年《黄河变迁史》的问世(12)。该书虽然出自历史学家岑仲勉之手，但是正如先生所讲：“我写本书的主旨，是注重技术方面的研究”，该书在水利学界还被誉为“是民国以来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与民国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在研究视角上也有所转移，如《黄河与运河的变迁》(13)、《清顺治初年黄河并未自复故道》(14)、《清代四川省界及其引起的黄河流经四川问题》(15)等文章研究视角新颖、独到，且有些功力颇深。 改革开放以来，清代黄河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其重头戏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的转移过程。在最初十余年间，这一研究的领头军仍然在水利史学领域。1979年，《人民黄河》开辟了“黄河史研究”专栏，这为研究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自1979年至1995年，该专栏刊载了60余篇文章，其中约有一半是专门研究清代黄河问题的。面对这一繁荣景象，1989年，水利史学者徐福龄撰文在对以往研究给予肯定的同时，还倡议从技术、研究区域等方面进行加强(16)。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颇具现实针对性的倡议并没有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水利史角度的研究逐渐呈现了衰落的态势。以致蔡铁山于2004年撰文指出，“随着一大批水利史专家逐渐步入高龄，黄河水利史研究人才有些青黄不接；而且现有的研究人员也处于分散状态，难以形成合力。水利史研究和水利史人才补充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长此以往，黄河水利史研究将难以为继，对于治黄大业亦将产生影响”(17)。 在水利史领域的研究走下坡路的时候，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频频出现，研究视角亦随之拓宽，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进行研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董龙凯的研究将黄河水灾作为透视近代社会的一个视角(18)，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研究引向了纵深。至此，可以说这项研究才真正繁荣起来，才真正给予了黄河史研究以本来面目。诚然，我们并不否认研究中尚有诸多亟待开拓的领域，也不否认现有研究中尚有不够充分的地方，更不否认从整体来看与清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门类相比还很薄弱，而意在指出这一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