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俄國葉尼塞(Yenisei)州的米奴辛斯克圓場(Minu sinsk Circuit)發現一枚蒙古長牌，高約12.2英寸，寬3.65英寸，銀質。兩面鑄鎏金八思巴蒙古字，音寫蒙古語，正面三行，背面兩行，上部有圓孔，包鐵，書漢字“宿字四十二號”。最初發現者據說是俄國商人阿南(G.M.Anan'yin)，現存俄國聖彼得堡艾爾米達日(Hermǐtage)博物館。 1847年俄國學者阿瓦庫姆(O.Awakum)和格里戈里耶夫(V.Grigor'yev)分别發表文章將牌面八思巴字譯為俄文，但誤釋為蒙哥汗牌。隨後，施密德(I.J.Schmidt)著文予以訂正，刊於1848年俄國皇家科學院文史簡報。①1850年，班札羅夫(D.Banzarov)又發表《鑄有蒙古汗敕令的金屬牌子》一文，繼續有所討論。②1926年，英國育爾(H.Yule)出版譯注本《馬可波羅書》刊入此牌圖影，稱為葉尼塞牌(yenisei tablet)，並有注釋，介紹了施密德的譯文。③此牌遂為世人所習知。1941年，包培(N.N.Poppe)出版他的俄文名著《方體字》收入此牌圖影，稱為米奴辛斯克牌。在注釋中訂正了前人對牌面文字aldaqu一詞的誤譯，對古代蒙古語的語音和語法做了精辟的論述。④所擬俄文譯文，遂為研究者所認同。1957年出版的克魯格爾(J.R.Krueger)英譯本中又轉譯為英文。⑤ 此牌發現一百六十年來，屢經各國學者關注，已發表的論著多側重於牌面銘文的釋讀。關於此長牌的性質，只有日本箭内亘綜考各種牌符的《元朝牌符考》有所涉及。⑥本文擬對蒙元長牌制度的源流作一歷史的考察，以確定此牌的性質與用途。對於尚存疑義的aldaqu漢譯“按答奚”一詞再加詮釋，以供研究參考。 一 長牌源流——釋金牌 元代朝廷頒授的牌符，約有兩類。一類是官員佩帶的長牌，一類是差使乘驛的圓牌。⑦牌符及驛傳制度都並非蒙古新創而是直接或間接地繼承了漢文化的傳統。早在先秦時代，諸侯國已有兵符之制，以取信於兵將調遣。歷秦漢至隋唐而有所發展。《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二》記符寶郎掌管的牌符有三類。銅魚符：起軍旅，易守長。傳符：給郵驛，通制命。隨身魚符：明貴賤，應徵召。符分三種，太子玉符、親王金符、庶官銅符。遼朝建國，多承唐制。《遼史》卷五七《儀衛志三》“符契”條記有兩類。金魚符，用於“發兵”；銀牌，“授使者”，“給驛馬若干”。王易《燕北録》釋為“執牌馳馬”。銀牌即唐之傳符，《宋史》卷一五四《輿服志六》“符券”即稱“唐有銀牌，發驛遣使”。王易《燕北録》另記有“長牌有七十二道，上是番書敕走馬字。用金鍍鍍鈒成。見在南以(内)司收掌。”⑧用於使臣取索物色及進貢，帶在腰間。金朝定制，有較多的變易。《金史》卷五八《百官志四》“符制”條記：“收國二年九月，始製金牌，後又有銀牌、木牌之制。蓋金牌以授萬户，銀牌以授猛安，木牌則謀克、蒲輦所佩者也。故國初與空名宣頭付軍帥，以為功賞。”唐代隨身魚符由朝廷與太子諸王各執一半，契合以應徵召，猶是符契之制。金初依軍官官階授牌佩帶，只存“明貴賤”，不復有“應徵召”之義，而演為行功賞。另有遞牌，付馬鋪傳遞合遞聖旨文字。又有虎符，原用於發兵，左右勘合取信，“斟酌漢唐典故，其符用虎”。⑨其後演為以金虎符授予一方統帥，便宜從事，成為授予全權的憑證和榮譽象徵。《金史》卷九三《宗浩傳》記金章宗時“北邊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泰州，便宜從事”。金亡以前哀宗“以女魯歡為總帥，佩金虎符”。見《金史》卷一一六《石盞女魯歡傳》。又賜國安用金虎符，“便宜從事”。見《金史》卷一一七《國安用傳》。金制，設符寶郎掌金銀牌，設符寶局司鑄造儲藏。⑩ 《元朝秘史》記蒙古建國前史事，不見有關牌符之事。蒙古軍有自己的嚴密的軍事組織，調兵遣將，不需符契。蒙古建國，賞賜功臣，也没有賞授金銀牌的紀録。蒙古授金虎符始見於太祖七年壬申(1212)。《元史》卷一四九《劉伯林傳》：“壬申歲……進攻西京，録功，賜金虎符，以本職充西京留守兼兵馬副元帥。”蒙古舊制並無金虎符。此前一年，太祖自將攻西京，金元帥奥屯襄敗逃。賜給劉伯林的金虎符，當是來自對金作戰的繳獲，用為賞賜。此後，太祖八年賞賜史天祥的銀牌，九年賞賜唵木海、史天倪的金牌，(11)當也是繳獲的金朝牌符，並非蒙古自鑄。 太祖十年(1215)五月，蒙古軍攻破金中都，太祖“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12)七月，耶律留哥稱遼王，攻破金東京。《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傳》載：“留哥潛與其子薛闍奉金幣九十車，金銀牌五百，至按坦孛都罕入覲。”“按坦孛都罕”係蒙古語金畜羣，當是水草豐美的牧地，在桓州涼陘。入覲在十一月。耶律留哥奉上的金銀牌，應是金東京府庫備賞的儲存，多至五百。中都府庫的儲存，當數倍於此。耶律留哥降後，賜金虎符，仍遼王。此金虎符當來自金中都府庫。太祖於十一年返回蒙古，此後連年西征，金朝舊地，命木華黎統轄。金降將多居原職，金朝各機構也多沿舊制。有理由認爲，統治秩序確立後，原金朝鑄造牌符的機構，可將金朝的金銀牌改鑄或重鑄爲蒙古國的牌符，以備賞用。此事並無直接紀録，但有關文獻的記事，可爲旁證。 全真道士李志常撰述《長春真人西遊記》載：“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禄縣(懸)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13)時在太祖十四年己卯(1219)，即攻破中都兩年以後。長春真人丘處機在萊州昊天觀。傳旨敦請的詔書載在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一○《丘真人》，内稱：“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禄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14)此詔書出自漢族文人之手，力求典雅。簡單説來，大意是：聽説您還隱居山東，我本應親自去請您，因爲路遠，有些失禮。謹在此恭候，選派劉仲禄去請先生。成吉思汗授予劉仲禄懸帶的金牌不可能還是金朝的金虎符，而應是足以傳達旨意的蒙古自鑄的金牌。李志常所述“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未必是牌面的原文而是譯述大意。前引金代的金虎符原爲授予“便宜從事”的全權。劉仲禄懸帶金牌以示“如朕親行”，授予全權代表的身份，是完全適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