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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司等，它们构成了宋代章奏文书通进的常规渠道。大部分臣僚章奏，是经由这些机构被传递至御前的。关于上述机构的沿革、建制以及运行情况等问题，朱瑞熙等学者已有较为全面的论述。①除此之外，宋代还存在着一些行政体制外的通进渠道，其中有的由宦官负责。例如内侍机构内东门司，就具有“承接机密实封奏牍、内外功德疏”的职能。②其他的一些内侍机构，如御药院、入内内侍省等，往往也会承担文书通进的职能。对于宋代帝王利用宦官通进章奏，前人讨论不多，值得进一步分析。 在已有多个外廷通进机构的情况下，宋代皇帝为何还要利用行政体制之外的内侍机构通进章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以章奏申报信息是为决策服务的，若信息传递花费时间过多，无疑会影响决策的效率。常规通进机构距离内廷较远，且受各种行政程序的制约，在通进章奏时不免迂缓。而内侍机构“密迩禁中”，宦官又有“非时出入禁中”的特权，③往往能够取道内东门等禁中要地，④迅速地将章奏呈送给皇帝。经内侍机构入内的章奏中，很多是需要及时处理的边防军情，如景德四年(1007)，“诏皇城司，雄州递直赴内东门进下，每旬据数报枢密院”；⑤元符二年(1099)，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章楶受诏“应今后合有奏陈边徼机速利害，可并于入内内侍省投进”，⑥均有提高边防信息处理效率的意图。 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保密问题始终是皇帝关注的焦点。常规通进机构地处外朝，且其属员与旁人关涉较多，故常会有信息泄漏的情况；而内侍机构由于特殊的空间位置和属性，在呈送章奏时中间环节较少，保密性相对较高。因此，皇帝往往会令一些本应由常规渠道通进的章奏文书改由入内内侍省等机构入内。如神宗时，章惇招谕梅山“蛮猺”，“言恐进奏院漏泄所奏事，上令入内内侍省下文字”，⑦即是典型事例。又如南宋时，孝宗令翰林学士洪迈进奏皇太子参决政务的相关事宜，嘱其“进入文字须是密”。洪迈表示自己将亲自书写，实封赴通进司投进。孝宗称，在通进司，即便实封文书“也只剪开”，“不如分付近上一个内臣”，也是出于提高保密性的考虑，⑧令臣僚经内侍进入章奏。 利用入内内侍省等特殊通进渠道，皇帝可以保证臣僚所言之事不为他人探知，从而使其在奏陈某些敏感事务时能够无所顾忌。如哲宗初年，令吕大防由入内内侍省进奏，言“西南民生疾苦”与“新法不便于民者”，即是希望吕大防在言及这些敏感事务时能“无有所隐”，⑨使自己得以了解真相。此外，经内侍机构通进的文书直入禁中，使得皇帝在处理某些事务时可以避免外朝的干预，如太宗“令(内藏库)捡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廷不得预其事”即为一例。⑩ 能否经内侍机构投进章奏，不仅取决于“事”，亦常取决于“人”。在宋人心目之中，能使用哪种渠道投进章奏，往往是政治地位和身份的体现。内侍机构在诸通进渠道中，与皇帝的关系最为近密，因此，皇帝往往会将经内侍机构进入章奏的权力，赋予某些具有特殊身份(如宗室、故相等)的臣僚，作为特别的恩荣；也会将其给予某些建立了卓异功勋的官员，以示褒奖。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臣僚经内侍机构通进章奏的特权，是君主用以强化自己与臣僚私人关系的手段。有些臣僚虽然没有显赫的官职、政绩，有时因某些机缘得到君主青睐，也可获此特权。如仁宗时，国子监直讲林瑀好言五行灾异之变，“上素好术数，观瑀书异之……每读瑀书，有不解者，则令御药院批问。瑀因是得由御药院关说于上，大抵皆谄谀之辞，缘饰以阴阳，上大好之”。(11)由此可以看出，某些时候皇帝着意搜寻的并不是真实可靠的信息，而是符合自己意愿的顺遂之言。 宋代皇帝在信息收集中对宦官的任用，并不限于此，很多时候还会派遣宦官出外执行察访政事、侦视臣民等任务，在行政体制之外，利用宦官开辟了一条更容易被自己操纵、便捷直达的私密信息渠道，使自己能够根据现实需要，灵活有效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并借此收集很多难以利用行政体制内的手段获得的机要信息和敏感信息，从而强化对政务的直接控制。 以往的研究往往强调宋代行政体制的变化使得皇权有所增强。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行政体制的运行，并不总是能充分满足皇帝的政治需要。因此，皇帝要真正地贯彻个人意志，便不能不经常调度行政体制之外的资源，而对各种资源调度、利用方式的不同，决定着该时期宫廷内外信息交流方式的差异。 内侍机构的运作不仅关系到君主的信息掌控，常常也会影响到外朝官僚的利益，乃至宋廷的稳定。 对于外廷官僚而言，内东门司等承接文书的内侍机构，为其提供了一条常规文书渠道之外、更加便捷的通进渠道，故他们常常会主动寻求通过内侍机构入递文字的权力。例如仁宗朝故相刘沆之子刘瑾，在上诉言其父赠官告词一事时，就是请求由御药院投进章奏，(12)以期自己所奏能得到仁宗的关注。而一旦得到经内侍机构投进章奏的特权，臣僚往往会加以充分利用，如章楶在元符时期就多次通过入内内侍省上密疏，陈述熙河路将领用兵不善等边务。(13)通过这种密疏，不仅哲宗可以更详细地了解西北军情，章楶也较其他与自己名位相敌的帅臣有了更多影响最高决策的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内侍机构传递的章奏具有很高的保密性，故很容易被臣僚用作攻击他人的政治武器。因此，外廷官僚极不愿意看到与自己政见不合、关系不谐之人，得到经内侍机构进入文字的权力。吕夷简罢相后，有经御药院入“密奏”之行径，就遭到了欧阳修的强烈抨击。(14)欧阳修此举不仅意在防范吕夷简对自己，以及范仲淹、韩琦等革新派的中伤，更有防止吕夷简利用“密奏”来阻碍即将推行的新政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