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本身即从根本上限制了信息渠道畅通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围绕信息渠道的建设。与前代相较，就疆域的广度而言，赵宋所完成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然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却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这正与宋廷对信息渠道的重视和经营相关。① 一 “信息”一词，在古代文献中，作为音信、消息的概括语，最迟在唐宋时期已经频频出现。《旧唐书》记载了王晙开元年间议论安置降蕃时的一番话，其中说： 臣料其中颇有三策：若盛陈兵马，散令分配，内获精兵之实，外祛黠虏之谋，暂劳永安，此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广为备拟，亭障之地，蕃汉相参，费甚人劳，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来往，通传信息，结成祸胎，此无策也。② 张九龄《曲江集》中也有“平卢信息日夕往来”语。③其他如《会昌一品集》中李德裕引回鹘使者表文、④《太平广记》中引《会昌解颐录》文字，⑤都有“不知信息”一类说法。 类似的说法到宋代更加常见。《长编》卷282有宋神宗的一段批文： 又批：近降指挥，令李宪候董毡有信息，及措置鬼章见得次第，发来赴阙。缘上件羌酋既未能制其死，今则归顺之期难以日月可必，宜别降指挥，仰候推行队兵赏典讫，发来赴阙。⑥ 又，同书元丰七年正月辛亥条，神宗流露出对于前方“信息不通”的深切担忧—— 手诏李宪：兰州信息不通，已几旬日，可速以重赏募人间路前去问达，及日逐具事宜以闻。所有见屯驱逐番应援兵将，宜更筹策方略，俾之前去奋击，力取万全，勿误重事。⑦诸如此类对于军政信息的牵念、催促，处处得见。 不仅官方往来文书中多有“通知信息”、“传导信息”之类表述，在唐宋文人的诗作中亦常见类似用语。除去唐代李中“梦断美人沉信息”的诗句外，⑧许浑也有“塞外音书无信息”之语。⑨诸如“信息浓”、“信息稀”、“信息疏”、“无信息”一类说法，在宋代韩琦、刘攽、苏颂、朱熹等人的篇什中，经常可见。而北宋中期苏轼在黄州“杳不闻乡国信息”的痛苦，⑩南宋初期李光对于“行在信息隔绝难通”的焦虑，(11)更为人所共知。 以上所谓“信息”，既有通过口头语言表达者，亦有以文书为载体者，大体上是指特定事物、情势存在的状态，指人们关心而又可以被传递、被了解、被感知的内容与知识。官方通进、颁布的信息，大多通过行政、监察系统的正式渠道传递，亦有经由非制度性、非常规性渠道传递者。而在朝野之间、士庶之间、亲朋之间、上下内外之间往来播散的信息，更有多种传递途径。信息的沟通往复，是塑就群体关系、社会风貌的重要因素；而其流转方法及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时代的特性，反映着制度管理与权力运作的特有方式。 官僚体制的运作，本是围绕对于信息的寻求与控制而展开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中央与地方对于信息的占有状态，呈现着复杂波动的情势。对于宋廷来说，了解地方官员政绩，不仅是政治“清明”的需要，也是藉以掌握基层动向、贯彻朝廷意旨、保证政令畅通的需要。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命脉、统治效能，无疑至关重要。 两宋时期，群臣面对、臣僚章奏、经筵议论乃至士民上书、侧近侦伺等方式，都是君主了解社情民意的途径。同时，政府以行政、监察系统为主，财政、司法等专门机构投入，“多创司分以谨关防”，(12)建立起多层多途错落纵横的政绩考察途径：既有行政系统对地方官员的检核，亦有不同行政机构之间、行政机构与业务部门之间的查验，以及台谏系统对于行政系统的监察；并且随时调动常规制度外的手段，作为信息搜求核验机制的补充，不时予以整理，纳入正式信息渠道。 对于地方政绩的搜求，主要途径大体如《宋史》所言，是“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各以时上其殿最，又命朝臣专督治之”。(13)纵向常规考察，在地方政绩报告、逐层日常课绩之外，还包括中央业务部门对地方相应机构的专项信息统计、不同司署层级磨勘勾检系统的稽查覆验，包括台谏的纠察奏劾、监司的巡历举刺。横向的常规考察，主要是诸部门、诸地方机构之间的互相察举及申奏。除此之外，下级对上级的检举、同僚之间的揭发、后任官员对于前任绩效的检验，登闻鼓检院受理吏民词讼等等，都是考察网络的组成内容。在常规渠道之外，还有朝廷派专使进行的考察及按核。(14)当行政性、监察性、检覆性信息机制运转滞涩时，则布置诸司协同“会问”，或指令“点检奏劾”，或安排上下级之间、不同隶属关系之间的“体量”、“覆实”、“照勘”，以便有针对性地核验所掌握信息之可靠程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希望藉以了解官情民隐，减少消息来源梗阻的可能。 这一时期中，相关社会条件及制度建设有明显进步。交通路线的绵密通达促使地方信息呈递速率提高，文书通进机构职能专门程度加深，乃至士大夫阶层参政积极性的高涨，都带动了信息处理综合能力的日渐改善。 宋代的诸多信息搜集传递系统是相对独立运作的。多途信息渠道的最高协调机构，主要是执掌中央行政、军政权力的中书门下(三省)与枢密院；情报的最终汇聚点，则是君主所在的“御前”。尽管在当时的运行程序中，强调“计程驱磨”，关心时效；而事实上，“增置关防，以塞奸幸”的做法，导致“纲目既众，簿书愈多”，(15)在中央集权而司署制衡的格局下，在信息中转集散的衔接点、综合处理的交会点上，都存在着信息稽滞、流失乃至事权分散的空间。(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