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政治 如设问何谓政治，可以有诸多回答。H.D.Lasswell在《政治 动态分析》中所描绘的政治形象可说是其中最简明的一个。Lasswell把行使权力的社会关系称为政治，认为从动态的观点来把握政治的话，那就是“谁，何时，怎样搞到，什么”的过程。① 这样分析下去必然遇到政治过程发生的具体场所问题。本文即尝试对政治活动的具体场所，即政治空间，进行考察。②我们可对空间做如下定义：人类活动的空间不仅是指物理空间，它还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空间，经人与人互相之间的各种沟通(communication)结构反映出来，并在其中产生出政治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 而以“政治空间”这一观点来把握宋代时，必须注意两个政治主体的空间。内藤湖南、宫崎市定认为唐宋之间，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上，从唐代的“贵族政治”(贵族与皇帝的协议体)转变为宋代的“君主独裁政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基础上，将终极裁决权力交给皇帝的政治体系)，③到清代雍正帝时期完成了“君主独裁政治”之形态。宫崎市定将中国近世的历史阐述为“独裁君主与官僚之间不断暗斗的历史”，将雍正帝时期看作其完成期，因为雍正帝“瓦解了官僚的私人性团结，使其每个个人直属于自己，从而颐指气使，令其不得盲动”。④宫崎在议论清代君主独裁政治时，一方面重视军机处和奏折制度等机构与文书系统，另一方面也评价了皇帝与官僚之间的直接性关联，以及宋代以后表现显著的排除朋党现象。因此，在讨论宋代的政治空间时，有必要对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空间和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所构成的政治空间这两者分别进行探讨。 二、宋代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空间 以下从三个层次解析宋代的政治空间。 第一是物理性空间，其对象为都城结构与宫城结构，或宫殿、官府的布局等要素。仅就此而言，当我们比较北宋开封与南宋临安时，会看到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北宋开封的宫城位于京城的中心，商业空间设于南部；南宋临安的宫城则位于南部，商业空间设于北部。与此对应，开封的御街从宫城南部的宣德门向南延伸，而临安的御街则由宫城北部的和宁门向北延伸。可以认为这是由于临安宫城南部的丽正门前空间不够广阔，被凤凰山的山峰遮挡住的缘故。 另外，南宋临安或许由于“行在”这一特殊性，宫城设计的临时性色彩很浓。例如按《宋史》的记载，有紫宸殿(“遇朔受朝”)、文德殿(“降赦”)、集英殿(“临轩策试”)、大庆殿(“行册礼”)、讲武殿(“阅武”)等名称，而其实只是垂拱殿、崇政殿两座宫殿改变名称交替使用而已。且常有宫殿兼用现象，宫城内比较狭窄。在开封设于宫城内的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都堂、中书门下后省等，在临安设于宫城外。⑤而且按《咸淳临安志》所述，德寿宫、重华宫位于望仙桥的东边，称为北宫。⑥这些建筑都是南宋初期的重要政治空间。这一向宫城外的扩展与从北宋到南宋形成的政治空间分散化密切相关。例如魏了翁指出北宋神宗时期，宰执的官邸“东西二府”始建于宫城外；到了南宋，向专权宰相馈赠私宅的做法流行起来，私宅成为政治决策的场所。⑦衣川强论文中曾尝试以宰相宅第与宫城的距离来衡量权力的变化，⑧魏了翁的记载正使人联想到这一点。 从物理性政治空间的观点来看，上述格局呈现出一幅北宋集约型宫城结构与南宋扩散型宫城结构相互对照的图景。 第二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抽象空间，即具体地考察皇帝进行政治裁决的空间。据吕中《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南宋的专权宰相秦桧将部下安排在外朝，并且与宦官、医师王继先勾结以把握内朝动向，同时将台谏官如万俟
等与自己的儿子安插为经筵官，以此完全掌握了皇帝活动的三个空间。⑨而皇帝的空间超出了“某某殿”这一物理性空间概念，常常被表达为“外朝”、“内朝”、“经筵”这样具有特定功能的抽象性空间。 《事林广记》所载《京阙之图》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内”和“外”的空间问题。⑩宫城由连接东华门与西华门的横街分为内、外两个空间，即宰执等主要官僚办公的空间(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都堂等)与举行国家主要典礼的空间(宣德门、大庆殿以及文德殿等)都位于外朝，而皇帝一天的主要活动则在内朝(内廷)。(11)利用李攸《宋朝事实》中的史料，我们可以了解皇帝一天的活动：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辰后，入宫尚食，少时，出坐后殿阅武事，至日中罢。夜则传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或至夜分还宫。其后以为常。(12) “前殿(垂拱殿)视朝”、“后殿(崇政殿或延和殿)视朝”、(13)“经筵留身”、(14)“翰苑夜对”等与政策决策相关的各种“对”(官僚直接向皇帝面奏的制度)基本上是在内朝空间进行，由此可知皇帝在含有所谓“内”的抽象意思的内朝(内廷)空间中，不断更换与各种官僚面对面交换意见的场所，进行政治决策。 第三是通过更加微观的皇帝与官僚间的关系来看政治空间。通常认为，宋代的官僚机构在元丰官制改革以前，以作为皇帝直属机关的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翰林学士院、御史台、谏院为核心进行政策立案、审议、决定，由该政策执行机关的核心尚书省下设置的六部、九寺、五监等衙门实施，并且这些命令由中央传达到路、州、县地方官府。 如侧重从官僚机构来把握政治结构，上述理解可以说是正确的；但若以皇帝与官僚间的距离来把握政治空间，则略显不足。宫崎市定曾论述宋代君主独裁政治的本质说，“这样极为全面地与官僚直接接触，正是宋代以后天子的特征，天子的独裁权也必然由此得以产生并完成”。(15)皇帝与官僚的关系，以及两者接触的问题也是分析宋代政治特色的一条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