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2-0046-07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写过一本《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其中谈到宋代钱荒的诸般成因[1]797～806。在该书中，我认同刘森、乔幼梅等先生的看法，认为“宋代钱荒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高涨，交换规模扩大与细碎性金属货币支付能力有限这样一个矛盾”[2]。但同时认为宋朝所铸铜钱持续流向辽、夏、金辖区，并大量流向海外；民间销钱铸器以谋利现象的屡禁不绝；大量铜钱积贮于官府（含中央和地方政府）与私家地主、商人，也是钱荒的重要成因。根据袁一堂、高聪明等先生的研究，宋代货币流通体制是一种垄断性的货币投放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铜钱不断向官府集中，则加剧了民间钱荒的程度[3]。高聪明认为，宋代“钱荒”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即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达与商品生产不发达这一矛盾：货币只是单纯的财富象征，没有以生产资本的形式进入生产领域，因此不断被作为一般财富贮藏，而退出流通领域。[4]340汪圣铎则认为钱荒是“封建国家财政收支促成的钱币大循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造成的”[5]249。这些研究极富教益，深化了学界认识。这些成果均被采入拙著，这代表我当时的认识水平。 近年来我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唐宋之际的经济变迁与政策转轨》之过程中，广泛研读学界新成果，在深受学界诸贤启迪的同时，不免又产生了新的疑惑。如我原先认为，贱金属铜币可以满足当时细碎性日常贸易的需要，但无法满足规模日益扩大的中长途贸易的需要。然而宋代历史实际表明，长途贩运性贸易可以使用交子、钱引等纸币，还有银锭和钞引等有价证券，“钱荒”主要还是体现在日常细碎性贸易中，这该如何解释？又如，袁一堂在考察北宋钱荒时认为，铜钱币值高于币价，亦即铜钱的币面值低于币材值[6]。汪圣铎亦指出，宋代“铜钱的实际购买力即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其实际价值”[5]243。但高聪明却认为上述判断“难以使人信服”[4]336。究竟何是何非，殊难一概而论。我在研读史料的过程中，不免稍加留心，并将宋钱的币值问题与宋代的钱荒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理解，故以“再探”为名，撰成此文，以俟学界同好教正。 二、分析宋代“钱荒”现象的两个前提性认识 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商品经济正常运行的润滑剂。诚如高聪明先生所说，“钱荒”问题确是我国传统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此阶段之前，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程度很低，或者在完全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当然不会出现“钱荒”；此后，在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困难也不会存在。（应当补充一句，至少不会因为货币的缺少而造成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困难。）就我国的历史实际而言，“钱荒”主要出现在中唐至明中叶这一段时期内，尤以两宋最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市场上可以流通的铜钱不足，特别是民间“钱尤难得”，下层百姓倍感困窘并深受其害。到明中叶，白银货币化完成，贵金属货币体系取代贱金属货币体系以后，“钱荒”现象方得终结。 分析宋代的钱荒，我们首先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钱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二是钱荒并不是当时所生产并拥有的铜钱总量真的无法满足市场上商品流通的需要。对于第一点，我们可以从众多宋代的史料记载中看出来。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即已出现“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宋史》卷180《食货志下》）的记载。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据田锡所云，江南、两浙等处，“彼中难得钱”（《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46，咸平三年三月丁未条）。北宋中叶，欧阳修说：“今三司自为阙钱，累于东南划刷，及以谷帛回易，则南方库藏，岂有剩钱！闾里编民，必无藏镪。故淮甸近岁，号为钱荒。”（《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三《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羡余钱札子》）历仕仁、英、神三朝的大臣张方平说：“东南六路……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射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张方平集》卷二六《论讨岭南利害九事》）苏轼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苏轼文集》卷三十《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在众多议论中，所提到的“钱荒”多发生在东南地区。这既是因为东南地区是宋代财政赋税的重要征收地区，每年都会向中央政府上供大批铜钱，更是与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紧密关联。相形之下，在北宋都城开封和西北沿边诸路，是没有钱荒现象的，因为这些地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钱币汇聚而来。这说明前引袁一堂、高聪明、汪圣铎等先生对宋代垄断性货币投放体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第二点认识是：钱荒并非因为铜钱数量短缺所致。北宋中叶李觏曾经说：“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积尝朽贯矣。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国则余于民，必然之势也。而今民间又鲜藏镪之家，且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李觏所说的“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反映了宋代可使用的铜钱在数量上是惊人的。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铜钱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宋太祖开宝九年(976)，仅升州（建康，治今南京）铸铜钱30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与中唐鼎盛时期的铸币量相差无几。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饶、池、江、建四大铜钱监全部建立，铸钱量达到每年135万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一）。稍后到景德末年(1007)，增至岁铸183万贯的水平（《长编》卷九七，真宗天禧五年岁末附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更创下年铸300万贯的记录（《梦溪笔谈》卷一二）。到铸造铜钱最多的宋神宗时期，每年铸造量高达五百万贯以上，用铜约2千万斤（《文献通考》卷九《铸币考二》）。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3年的考证，有宋一代仅官铸铜钱就有二亿贯。我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计，北宋自铸钱币，连同前朝旧币，“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二亿五六千万贯”[8]541。汪圣铎认为，若不考虑铜钱被销毁的情况，到北宋末年政府铸行的铜钱总共约有三亿贯。以当时有一千万户计，平均每户可支配30贯[8]128～129。因此宋代的铜钱在数量上并不少，应该能够满足民间细碎性日常交易的需要。显而易见，认为钱荒就是铜钱不够使用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