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8.03.012 北宋苏颂(1020-1101)为胡顺之作《朝奉大夫提点广西刑狱公事胡公墓志铭》谓：“神宗登极，转太子中舍，知建昌军南丰县。南丰在江西最为大邑。编户数万，多豪右著姓，讼争既繁，胥吏操其柄，前后令罕能胜之者……（胡顺之）察见俗弊，欲有所为。故先召里中父老坐廷下，访其土俗利病所在，钩得其实，然后为条教，纤悉必尽。故令出而人伏，犯者一切不贷。”①在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的传统帝制时期，中央政府制订赋役、律法、科举等制度以维系王朝顺利运作，关于这些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实施情况，一直是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成果也相当丰硕。同时，学者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在这些由官府颁布的成文制度之外，历代还存在众多相当复杂的地方性约定与规则，它们同样也是规范历史上民众的行为、保证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机制。前引胡顺之“访其土俗利病所在”而“为条教”，就是在制订地方性法规的时候，充分吸取了“土俗”，才能取得“令出而人伏”的效果，这就是地方习俗、惯例影响官府运作的一个例证。 较之“土俗”、“乡俗”此类相对熟悉的词汇，“乡原体例”、“乡原例”、“本乡俗例”②等等，文献记载更为零星。然可以明确的是，“乡原体例”与颇受关注的地方“风俗”存在一定的区别：后者主要是日常行为具有地方代表性的集中表现，而前者更具有“例”的意味。日本学者高桥芳郎、柳田节子两位先生曾有专文探讨宋代的乡原体例，相互间意见不太一致。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起点。本文试图在高桥芳郎与柳田节子两位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略述己见，以求有所提高：乡原体例究属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行为法则？哪些乡原体例才会被纳入官员的视野？它们与国家制度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乡原体例”含义中的“官方”与“民间” 关于乡原体例的记载，早已引起关注，不少学者都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了这一问题，但大多直接将其理解为“地方习惯”、“民间惯例”或“乡村惯例”③，未作深入讨论。高桥氏对这种“理所当然”的提法表示质疑，认为“乡原体例”的本义应与“乡俗体例”、“民间体例”等概念存在一定差异，是指官府处理民事“从来的方式”、“从前的规定”。他主要是通过浙西水利事务的例证来讨论的[1]3-40。柳田氏对高桥的意见作出回应，她经过详细探讨，再次肯定了此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乡原体例”还是应解释为“乡村习惯”、“民间惯例”，并通过分析官斗、官田经营、水利修筑中的“乡原体例”，指出宋代民间存在具有自律意义的习惯秩序[2]91-117。 两位前贤的意见在他（她）们各自的逻辑结构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证，颇具说服力，不过两者的分歧却不容忽略。也许，从不同的侧面重新审视文献以及这类词汇出现的语境，会有所启发。 从官府的“视角”来看，“乡原体例”本多出于民间。至道元年(995)，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上言募民垦种公田，请每岁所收田租如“民间主客之例”[3]卷三七，807。绍兴六年(1136)，都督行府建议耕垦江淮一带荒田，也称应依“民间自来体例”，召人承佃[4]4832。此处“民间主客之例”与“民间自来体例”是指主佃之间如何分配产出的惯例，亦即各地或有异同的收租方法。洪迈《容斋随笔》卷四《牛米》载：“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洪迈(1123-1202)是鄱阳人，据他说当地田主收租的惯例是取生产所得的五成，如果耕牛由田主提供，则多取一成。又据同时期人王炎(1137-1218)所说，湖北地区的惯例则是田主收四成，佃户占六成④[5]151。除分成外，收租所使用斗量的大小，各地也有所不同。是以有臣子上奏称：“契勘民间田租，各有乡原等则不同，有以八十合、九十合为斗者，有以百五十合至百九十合为斗者。”[4]6335这种乡原等则不同的大小斗量，是民间收租所用。可见从官方的立场来看，上述关于各地田租的习俗本属民间惯例。 其他方面例证也不少。如雇佣人力，元祐元年(1086)，苏辙(1039-1112)曾提到在汴京一带，“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6]814；又如灌溉管理，乾道元年(1165)，吕广问奏札中称徽州一带塘、堰知首人，“若乡例私约轮充，于官簿内开说”[4]4937，这里的“乡例私约”也应是民间自成的约定。 上述惯例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各地区自然环境不同，土地肥瘠不等，气候条件相异，人口多寡不一，生活中可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即使相同，解决的办法也未必一样。人们处理各类事务，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与当地条件相适应，寻求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能为多数人所认可，由此形成地方惯例。这些惯例并非集权政府强求一律的官方法令之所能规范，因而具有其现实意义。它们既非出自官方的法令，在官府眼中，当然是属于“民间”的。 另一方面，我们所见关于“乡原体例”的记载几乎都出自官方文献，或是官员们的奏札、判词、记文，或是朝廷颁布的诏令、法条，据此观察两宋政府行政“实践”，往往透露出一种官府与民间惯例相互“调适”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