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衙职能问题试探

作 者:

作者简介:
范学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作为宋代军队的日常统帅机构,三衙的职能,主要包括掌管全国的禁军和厢军、干预所部将校的任命、战时领兵出征、平时主管在京禁军的训练、以军法辖治所部、掌所部军人的狱讼、负责所部的拣选等诸多方面,并行使多项事务性和礼仪性的职能。三衙职能的扩大是三衙管军制度日益强化的标志,具有强化皇权和保障北宋政局稳定的重要作用。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2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6-0142-04

      殿前司、侍卫步军司和侍卫马军司三衙,是北宋禁、厢诸军常设的统帅机构,所谓“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1]后集卷40。主持三衙的高级将领,因此被宋人恰如其分地称为“管军臣僚”,或简称为“管军”、“三帅”,是当时武将的最高军职。三衙在宋代军政体制当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然而学术界目前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对其职能状况也大多语焉不详。

      一、掌管全国的禁军和厢军

      五代后晋和后汉以来,中央禁军已大部隶属于侍卫、殿前二司。北宋开国之初亦是如此,所谓“祖宗以来者,内外诸军,惟厢、禁二色而已,禁军皆隶三衙”[1]甲集卷18《三衙废复》,“殿前司领骑兵之额三十七、步兵之额二十六,侍卫司领骑兵之额三十五、步兵之额八十三,至军头仅四,皇城仅二,骐骥特骑兵之二额焉,大抵尽属于殿前、侍卫之司”[2]。不久,宋太祖又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将节度使所部精兵锐卒彻底收归中央,“以马军为骁雄,步军为雄武,并屑侍卫司”[3]卷6,“取太原兵以为龙卫,取幽州兵以为神武,左右员僚本藩镇厅头也,左射拱圣,本诸州骑兵也”[4]续集卷44《兵制门·宋朝兵》。地方上保留的老弱之兵,随即被改编为厢军,同样隶属于侍卫司。随着对南方诸国的平定,诸国军队中的“精兵”也同样被抽调到京城。如平定后蜀,蜀兵中的精锐即被改编为禁军中的“奉义”、“怀恩”、“怀勇”、“怀爱”等军,归侍卫司。宋太祖还特意从这批士兵中挑选出“材貌魁伟,熟习射”者共120名,组成“川班内殿直”,隶殿前司。消灭南汉后,其原有军队的精兵也被抽调至京编为“广德军”,隶属殿前司。南唐降兵中的精锐则被改编为“归政”、“新立归化”等军,隶侍卫司。至此,北宋统治下所有地区的精兵强卒都被抽调到中央禁军之中,统归三衙统领,“惟三司卒称禁军”[5]卷7《禁军厢军》,“三衙的统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以使藩镇之兵统统成为天子之兵。禁兵原意是指天子亲兵,随着三衙统兵范围的扩大,事实上已成为北宋的正规军”[6]。唐末五代藩镇的职称,如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之类,逐渐成为武将的虚衔,自中唐以来地方拥兵自重、节度使跋扈称雄的情形从根本上得以改观。

      宋太祖以后的北宋统治者皆奉行此制,凡地方上新招募和编练的部队,皆隶属于三衙。如神宗朝“诏环庆寨户、强人、弓手,如禁军法上兵籍,隶于马军司”[3]卷279,徽宗朝“御笔……除见今兵额外,帅府别屯兵二千人,望郡一千人,常管在营,比诸军加数教阅,每二年令更互出戍,帅府五百料钱,以威捷为名;望郡三百料钱,以全捷为名,并充步军,隶殿前司管辖”[7]卷18《兵防》,等等。故南宋高宗有云:“祖宗故事,军马未有不隶三衙。”[4]卷41《州兵》

      二、干预所部将校的任命和升迁

      北宋军队将校的任免,权归皇帝,具体则归枢密院,但三衙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仁宗初年刘后临朝摄政,有求内降补军吏者,时任步军副都指挥使的王德用即表示:“补吏,军政也,敢挟此以干军政,不可与。”太后固欲与之,终因王氏“卒不奉诏,乃止”[3]卷112。

      军校的升迁亦是如此。北宋军校升迁的主要途径,是三年一次的例行“转员”,其权在制度上归枢密院,皇帝也时常亲自干预,“国初以来,皆面问其所欲,察相人才,或换官,或迁将校,或再任,此则威福在人主”[8]《兵志十》。而实际运作往往是先由三衙拟定名单,申报枢密院,由皇帝届时宣布而已。如仁宗天圣六年(1013)“枢密院言诸军将校中,颇因循不能禁戢军士者,欲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杨崇勋、夏守赞等,密令体量,具名以闻,另取进止,时将转员故也”[3]卷106;又,嘉祐五年(1060)二月“诏殿前、马、步军司,每三岁将校转员,其病老不任事者,先密具名以闻”[3]卷191。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中书、枢密院二府趋同的走势日益明显,枢密院的职能愈来愈趋向于执政方面,军政方面的琐细政务很多实际上陆续移交三衙。如神宗熙宁四年即诏:“军员老病当降军分,送殿前、马步军司指定职名,并申院降宣。”[3]卷219三衙在军校任命、升迁中的作用遂更加重要。至哲宗元祐年间,按曾布的说法,军校升迁的情形已经是:“(殿前、马、步军)三司、军头司先指试定,但对御引呈,依拍定第等推恩。”[8]《兵志十》三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三路众将校的晋升,就是“诏侍卫马、步军司,自今开具合转补职名”,然后行文枢密院,“申枢密院降宣”罢了。

      按照北宋的制度,三衙还拥有对所部军校改任他职的荐举权,如仁宗康定元年(1040)六月诏:“殿前、马步军司择禁军将校武勇而愿效命者以名闻。”[3]卷217范仲淹在当年九月也上书建议督促三衙管军举荐军事人才:“伏望圣慈专督管军臣僚等,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以将校、长行,或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9]庆历二年(1042)三月宋廷遂正式下诏:“殿前副都指挥使高化、马军副都指挥使李用和、步军副都指挥使曹琮,举诸军指挥使以上,有胆勇方略堪任将领者,各二人。”[3]卷135此项职能专属于三衙,其他各部门皆不得插手,禁军军校改任他职也不得由其他官员荐举。以神宗朝殿前司龙猛军级“经章惇出头,乞于懿、洽效用”事为例,当时神宗即“怪禁军不由军帅,擅经章惇投状”,吴充也认为: “军当听于一。今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王安石虽多番解释“若令彼经殿前司投状,即殿前司必不许”,并说:“且欲防变,即专固人情,使听于三帅,不得自伸于余处,亦不可无虑。”但宋神宗强调“三帅防禁严密”,并终欲治其罪。至于个中原因,不外是防范群臣“结连”禁军罢了[3]卷246。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