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4—0139—06 宋代江南地区疾疫多发，其流行次数显著多于其他地区，据梳理宋代正史、政书、类书、文集、笔记小说、方志等文献所知，两宋境内大小疫情远不止几十次。① 实际上，在宋统治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仅江南地区疾疫流行就多达150多次，平均两年左右即爆发一次，有的地方已达到一年一次或一年数次。疾疫大多是急性传染性流行病，它的爆发往往和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密不可分。具体而言，引发疾疫的自然因素包括地理环境、气候异常、自然灾害等。社会因素则包括人为祸患和生活行为方式等，人为祸患如战乱、过度开发引起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破坏等。生活行为习惯如城市卫生环境、市民日常生活习惯、丧葬习俗以及遇灾时救济管理方式不当等。 一、引发疾疫的自然因素 1、气候异常 江南地区② 所以疾疫流行与当地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如气候、水文、地理环境、人口数量、城市分布等。就气候条件看，江南总体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这种气候比较适合农业耕作，但也有利于各种细菌和蚊虫的繁殖，特别是在夏秋多雨季节或气候异常时，似乎更容易引发疾疫。对此，时人多有论述，如欧阳修在《永砀大雪》诗里提到“清流关前一尺雪，鸟飞不渡人行绝。冰连溪谷麋鹿死，风劲野田桑柘折，江淮卑湿殊北地，岁不苦寒常疫疠……”③ 正如欧阳修所言，江南和北方气候差别较大，“卑湿”“岁不苦寒”是江南地区气候的典型特征，也是疾疫爆发的重要因素。郭壅在《伤寒补亡论》中也印证了这种说法“春天行非时之气，中人长幼病状相似者，此则温气成疫也，故谓之瘟疫”。④ 清代熊立品指出“三、四、五月天时晴暖，酷热炎蒸，人被暴热所伤，发为温病，名曰瘟疫”。⑤ 说明瘟疫是多发于春夏并与当时气候环境有关的一种流行性传染病。在气候异常之时，除温病外的其他各类传染病也容易出现。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认为，从12世纪初到13世纪期间中国气候急剧转寒，特别是江苏、浙江一带不仅严寒，而且持续时间长。⑥ 气候史家勒鲁瓦·拉迪里谈到气候史的宗旨时也说“无疑，这种仅限于研究某一地区气候的‘编年宇宙学’最终可能导致对某一直接与人类历史相连续的、目标更高的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历史上饥荒和流行病的研究，”⑦ 温病学家沈凤阁在《温病的理论和临床》中分析说“温病之所以有时散发，有时引起传播流行而成瘟疫，主要与气候的异常变化有关”。⑧ 可见，气候异常，引发疾疫的可能性增大。在宋代因气候因素引发的疾疫不少，如“淳化三年（992年）六月丁丑，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倾乃止。先是都下大热，疫死者众，及此风至疾疫遂止。”嘉定二年（1209年）“都民疫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于暑并，多疫死”。 2、地理环境 江南的地理特征对疾疫流行也有一些影响。其一，江南湖泊众多，河流纵横，降雨丰富且集中，自古以来有“水乡泽国”之称；特别是地处江南核心地带的太湖流域，更是沼泽密布、河港纵横，大小水系达200多条，其主要水系为荆、苕二溪，荆溪导源于茅山及宜溧南部丘陵，其下游除西酒和东酒至大浦口入湖的主流之外，其余分散入湖的水系总称百溪。苕溪上流导源天目山地，主流在湖州东北入湖。太湖下流则由湖东分出，成为扇状分散水流，分别汇入长江。四通八达的水系为江南人民的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疾疫四处传播提供了条件。 其二，地势低洼，易于发生洪涝灾害。江南核心地带不仅水流纵横，且地势低洼，据资料统计，江苏占优势的海拔是0—50米，浙江占优势的海拔则是0—200米。⑨ 正如元朝人伍仁发说：“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苏州又低于浙西，定山湖又低于苏州，北低之，又低者也。”⑩ 因此，太湖流域洪涝灾害比别处多，据《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统计，太湖流域的涝灾有55次，（11） 平均6年左右发生一次，涝灾频繁，自然容易污染水源，破坏环境，引发包括疾疫在内的各种疾病。 其三，城市多处海拔低洼的湖泊或河流两岸。城市城址、布局、城市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对疾疫的产生也有一些影响。江南地区的大多数城市的城址海拔都较低，如以清代为例，江苏有62座城市的城址全部处于0—50米海拔。浙江共75座城市，其中有55座城址在0—200米高度，占73％，仅有7％的城址在200—400高度。（12） 对那些海拔较低，又分布在湖泊和河流周围的城市，极容易受到水灾的威胁，如果城市位置不当，排水功能不健全，居民不注意公共卫生环境，发生疾疫的频率自然较大。如临安、湖州、秀州、常州、其疾疫的爆发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3、自然灾害 古有“三辰悖序，水旱失时，灾异生变，疫疠迭作”（13） 的说法，可见疾疫的发生和自然灾害有密切的关系。宋代江南地区自然灾害相对频繁。这些自然灾害的多次爆发或数种并发增加了疾疫产生和进一步蔓延的几率。灾难后果对死亡者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但对于在灾难中的大量幸存者来说，更大的生存问题才刚开始。大灾之后，特别是水灾、旱灾和地震过后，许多人往往无家可归，被迫流落异地，大规模流民潮势必使临时居住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加上人畜尸体腐烂，蚊蝇滋生，饮水严重污染，食物霉变等恶劣条件，造成痢疾、伤寒、疟疾等疾病的流行，有时灾后死亡人口甚至超过始发灾难。所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比如，熙宁中浙西饥疫，导致苏州死亡30多万，杭州死亡50多万。这些无不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特别是饥荒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