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锡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保定 071002)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大完整。张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拭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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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5-0137-10

      中国古代自秦代以来,受孔子“述而不作”主张的消极影响,儒家学者多以注疏先秦经文为首务。因此,著述虽多,甚至可号称汗牛充栋,但理论创新较少,自成体系者更少,大都显得支离破碎。不过,这种情况,在宋代有所改变,高明的学者多特别主张“自出义理”[1](P274)[2](第三章第四节)并付诸实践,因此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得比较突出的成绩。

      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界对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存在两大缺陷:一是“从思想到思想”,脱离社会历史实际,忽视思想赖以产生和变化的历史条件与环境。对此,漆侠先生生前曾予以批评[3](P49)。其二,即使“从思想到思想”,也比较普遍地存在孤立化、片面化倾向,忽视理学家原有的思想体系。因此,中国古代特别是宋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任重道远,有待重新审视、深入研讨的问题还很多。

      凡是人都有思想,但只有那些具有系统思想并影响巨大的人方可称为思想家。传统理学史上的那些宋代理学家,确实都有自己的理学体系。然而,多数理学家生前并没有主动建立自己的理学体系,其著作和思想见解显得散乱无序,而是由其弟子、再传弟子或其他宋代学者梳理出来,厘成体系。这种情况,可称为“他定体系”。少数理学家生前就亲自把其理学思想加以系统总结并著书以传世人,这种情况可称为“自定体系”。宋代之后的学者根据自己的学识和需要,重新加以总结、阐发,有得有失、有优有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自定体系”,是宋代理学家的原典本义;“他定体系”,见仁见智,最易产生歧义,但毕竟也是宋代理学家构建的一种理学体系。要评判后世特别是今世学者总结、阐发的优劣得失,再启新局,开拓前进,很有必要首先考察、对照宋代学者对理学体系的总结和认识。限于篇幅,本文先探讨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周敦颐的理学体系

      周敦颐及其理学,在北宋时影响不大,默默无闻。南宋以来,在朱熹等人的抬举下,光芒四射,被置于宋代理学开山祖的崇高地位。这一从幽到显的变迁,与周敦颐的著作及其特点有很大关系。

      关于周敦颐的著作情况,其友人潘兴嗣所作《濂溪先生墓志铭》记载说:(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4](卷10《濂溪先生墓志铭》)按照朱熹、也是传统的标点和说法,周敦颐“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易说》久已不传于世”;“《易通》疑即《通书》。……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5](卷76《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今人邱汉生对潘兴嗣所作《濂溪先生墓志铭》的标点和看法是:“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易通》即后来长期习称的《通书》;“今应恢复原名,称为《易通》”[6](上册,P49-51)。本人采信邱说。周敦颐的学术见解,集中体现于《太极图·易说》、《易通》中,其他著作无关轻重。

      《太极图·易说》(包括传统学术史所讲的“太极图”及其《图说》),是周敦颐关于宇宙、人类、万物的起源、生成、演化、运动基本原理的学说。篇幅不大,总共只有279个字。至迟在南宋初期,程颐师徒所传授的《通书》之末附有“太极图”(并说)。后来朱熹订定《通书》,将“太极图”(并说)移至篇首。朱熹认为,“太极图”(并说)是周敦颐学说的纲领,“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5](卷76《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而《通书》(《易通》)也较简略,总共才有2601个字。

      周敦颐及其学说之所以在北宋中后期寂寥无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其著作过于简略,如上前述的代表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总共2880个字,思想容量相当有限。二是因为著作简短而字义晦浑难懂。南宋最有学问的通儒大师朱熹说:他早年伏读《通书》(《易通》),“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断断续续地研读三十年之后,“乃若粗有得焉”[5](卷81《周子通书后记》)。周书如此难读费解,少人问津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朱熹潜研不息并使之大放光彩、后来学者遵从朱熹识珠慧眼并尊奉周书为宋代理学开端之首篇,绝非偶然。

      其一,周书以传统儒家经典精神为本,糅合道、佛,就宇宙、人类、万物的生成和演变等重大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崭新的基本原理和命题,既突破了传统儒、道、释之旧说,又开启了新儒家——宋代理学之端门。前引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清楚地表明,周敦颐“深于易学”。其书以易经为主干,又吸收孔子、子思、孟子、《大学》、《乐记》等儒家学说[6](上册,P65-66),间受道、佛影响①。周书最大贡献,也是最受朱熹等理学家推崇的是宇宙起源学说。朱子评析说:“若论‘无极’二字,乃是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不顾旁人是非,不顾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令后之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若于此看得破,方见得此老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5](卷6《答陆子静书》)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典籍《近思录》,首章讲“道体”,首先引录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的宇宙起源理论。周文首句“无极而太极”,都不是新名词,《老子》、《周易》和之后的儒、道、佛经典中早已有之。但周文用法和立意确实不同以往,周文词简意浑而使后来者义解纷纭。南宋以来的理学家只要讲到宇宙起源,谁也绕不过周子。而朱熹的解释,使宋代理学家关于宇宙起源理论既不同于、又超越了道、佛,弥补了传统儒学欠缺、疏浅的一大环节。“在宋明理学中最重要而又比较容易引起理解上混乱的概念是理、气、心、性。”[7](第二版,P12)对这些概念及其相关问题,周书都有探讨,南宋以来理学家对其见解颇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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