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气焰嚣张，势力笼罩全市，成为民族资本家及其企业生存发展的一种社会环境。民族资本家怀着复杂的心态不得已与帮会拉扯关系，既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安全，也是为了一定的商业竞争的效用。至40年代下叶，它还有意味深长的社会政治意义。上海帮会一方面结纳民族资本的企业主和经营者，另一方面自己也涉足实业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蜕旧开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形象。民族资本与上海帮会的不寻常关系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诸多非经济因素中的一种，反映了近代中国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社会关系的一种扭曲和变形。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民族资本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需协调处理好各种正式非正式、合法非法的关系，唯长袖善舞方能在社会、市场的舞台上伸展身手左右逢源。帮会是民族资本要处理的一种关系。清末民初发展膨胀起来的上海帮会，二三十年势力遍及沪地，成为上海的地方“实力派”，也成为上海民族资本处世立业无法回避的一种社会环境，有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及其企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与上海帮会发生了关系。民族资本与帮会的关系在以往的经济史论著中极少论及，几不在经济史家的视野之内，但这种关系是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史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民族资本的生存竞争与上海帮会 1929年和1931年上海金融界发生了两件轰动性的事情。1929年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邻近一块地皮，准备建房出租，并已向地政局备案，办妥了一切法定手续。不料上海帮会大亨张啸林也要租借此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僧人接洽未果，转找朱氏商量要求高价转租，朱不允。一天早晨朱成章坐车外出，被人开枪击伤，旋被绑架。中国国货银行化巨款将朱赎回，朱终因伤太重不治身亡。银行界因朱成章事件人人自危，后来交通银行请出上海帮会元老张仁奎“保驾”，才渐平息了此事。1931年，上海商业储畜银行的一宗食盐生意，因长江翻船，损失近200万。杜月笙得信后指使门人弟子去该行存钱， 待上海银行将钱贷出后，又令人放风说上海银行亏空几千万，资金干枯，股董们东挪西调，捉襟见肘。此谣言一出，储户大惊，纷纷连夜到该银行排队挤兑现金，且挤兑之势有增无减，向中国、交通二行救急也无济于事。上海银行变卖了一切可以变现的资产，还是应付不了，第4 天陈光甫已走投无路，眼见大势将去，后经人指点星夜拜访杜月笙。次日，杜氏坐车来到上海银行，当众申报存款300万。消息传出， 挤兑之潮转瞬消退。上海银行一场灭顶之灾，只杜月笙一个姿态便化为乌有，令陈光甫这个金融大家不胜感叹。这两件事都因帮会作恶而起，又因帮会干预而化解。帮会之势令金融界不寒而粟而又无可奈何。 帮会成为上海工商实业金融界不得不面临不得不对付的一种生存竞争的环境。如有不少商店开张营业除了官方注册外，还要得到当地的帮会三教九流的首肯，或送礼送钱，或干股分润，或按月奉薪，或干脆入帮入会，否则帮会流氓会用各种卑劣手段骚扰和恶作剧，使经营无法进行，业主不得安生。黄金荣经常唆使一些青洪帮分子和地痞流氓，在商店门前或闹市地区寻衅取闹，甚至假装打架和骂街，影响商店营业，使顾客远而避之，不敢进去买东西。黄金荣装模作样惩办小流氓，他一到小流氓逃得无影无踪，似乎唯有他才能确保安全。有时黄金荣干脆指使门生对店主说：“这事只要托黄老板出来一压，保证太平无事。”于是商店老板们为了能立足于市，维持营业，只得每逢过年过节甚至按月给他送钱送礼，把他当作“护身神”。杜月笙在出名前也常干这样的勾当。当时许多商店，在开张时怕流氓捣乱，便请巡捕房派人保护。他就指使小流氓在夜间去偷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还有些生意很热闹的商店，不肯花钱给流氓，他就指使这些人去这些商店门口相互殴打，抛粪便等，弄得顾客纷纷逃避，最后只有出点钱才能了事。帮会也搞一些经营，其间如和其它业主商民发生竞争和矛盾，帮会往往会凭借黑势力欺压对方。1924年，黄金荣要扩充共舞台场地仅以二担米钱的搬场费，强要金陵中路五金杂货店的店主叶庆祥在半月内迁出。叶婉言谢绝，黄金荣大骂叶不识抬举，不出3天叶被抓入法巡捕房。 叶妻四处奔走营救无人敢帮忙，最后只得去黄公馆哭求请罪，答应迁出店堂，叶庆祥才被释放。前述静安寺地皮事件与此类似，只是后果更严重。二三十年帮会势力显赫，帮会头目成为社会闻人，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合法”地从工商界获得利益。一些企业为了经营竞争，常主动去拉帮会的关系。30年代，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通过打点关系，承揽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呢供应，又通过杜月笙介绍，邮电部门制服也采用章华厂产品，这样外国货呢绒被章华厂挤出了军需部门和邮电部门。杜月笙当然也获得了好处。三十年代上海有两家同行企业互相竞争十分激烈，矛盾也随之日趋激化，各种手段无不用之，后来一家企业主为了壮声势拜了杜月笙为老头子，另一家生产主得知后深为惊慌，因为如帮会介入，竞争天平将顷刻倾斜，胜负不言而喻。这位业主思虑再三决定携重礼去黄府，拜黄金荣为师，以此抗衡。双方化重金请后台，帮会头子成为企业竞争的一种筹码，蚌鹤相争，渔翁得利，帮会从中获得便宜。有些业主富翁在社会上碰到某些棘手难办之事，在百般无奈之际，也往往求找帮会头子解决。上海一家颇有名的绸布店老板，在家乡浦东想盖一幢别墅，不料当地一恶霸硬说坏了他家“风水”，侵越了他们的祖宗基地，率众破坏并向法院起诉，请人调解则索价越来越高。后来这位老板送礼入杜府，与杜月笙见了一面，杜淡淡地寒暄几句，说你的事我对章士钊大律师关照过了。几天后法院开庭，绸布店老板，从败诉变为胜诉，对方不服被驳回。事后这位老板说，“气是出了，官司打赢了，钱可花了不少；原来，黄某（即恶霸）只想敲诈1万元，这下，连打点、送礼加律师费， 共花了我近10万元。”而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说5万律师费，送杜先生3万，打点法院和新闻记者1万，自己实得1万， 还要给助手和写状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