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及经济效益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在近代中国风雨飘摇的不利环境中，很多民族资本企业自发地进行广泛的企业联合以及组建企业集团，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联合的动因，方式及作用都有明显特点，本文谨作初步探讨，或可为今天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近代民族资本企业联合的动因 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联合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较多地出现的，至30年代形成高潮，在火柴、水泥、航运、造纸、面粉、纺织、制药、电器、机械等行业尤为突出，依据不同的环境条件的需要，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从临时性联合到永久性联合；从局部的到全面的联合；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联合，各自起到独特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在川、陕、云、贵等大后方，民族资本企业也不断以企业联合的形式，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生产和重建，获得令世人注目的成功。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业联合一般是作为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形成的，而旧中国民族企业的联合，则主要是作为抵御不利环境压迫的手段出现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所受到的外部压迫来自于多方面：首先是外国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的商品倾销、原料掠夺和产业垄断，其次是国内官僚资本和封建阶级的重重束缚和盘剥，再者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天灾人祸，都使企业时时面临破产的危险。为了抗衡外部压迫，多数民族资本企业对内不断强化管理，提高劳动强度，以降低成本，增加产出；对外巧妙地同各种势力周旋，以求保护。但是这些方式往往费时较久。难以抗御疾速袭来的压力。生存斗争的经验使许多民族资本家意识到，采取资本集中的方式——把分散、弱小的资本集中为较大的资本，增强自身实力，无疑为抗衡压迫的一条捷径：企业间主动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联合是其积极的方式，企业间强制性的相互兼并则是其消极的方式。民族企业的联合作为一种潮流，正是在一些有爱国之心和开拓精神的企业家倡导下形成的。 具体来看，民族资本企业联合的动因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联合是出于共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强大竞争压力的需要。外国资本实力雄厚，在竞争中占有明显优势，而民族企业在处于劣势的情形下，又往往为了争夺外资未能占领的有限空间而自相残杀，有利于外资实现各个击破的策略。例如二十年代末，瑞典火柴大举倾销于华中、华南，引起我国火柴业剧烈竞争，其结果外资得以“一举而将我国火柴业厂家尽数摧毁。”1929年，“东北各厂全数倒闭，广东厂家倒闭过半，苏皖各厂虽根基较固，停业亦小半。”〔1〕这种危机在各行业都在加剧。面对逼人之势，无论是工业企业家刘鸿生、方液仙、还是航运业巨子卢作孚、金融业强人杨粲三等，都逐步认识到：长此以往，即使自己的企业尚能生存，但众多同业被外资挤垮后，自己必然孤军奋战，早晚也要破产，与其被外资“分而治之”，不如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启新洋灰公司厂长李希明清楚地说出了这一点：“苟联合与各国角逐商场，尚嫌能力薄弱，如仍各自为谋，殊属非策，若再有跌价争销，此操同室之戈，彼收渔人之利，则实业前途，宁不危险，是联合抵制为现时切要之图。”〔2〕刘鸿生也认为：“吾国火柴业在瑞商竞争之下， 风雨飘摇，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自弟发起荧昌、中华、鸿生三厂合并为大中华之后，对内渐归一致，于是对外始有占优势之望，足见合并一事，为吾火柴业今日谋自立之要图，非此即无从对外而维持其生存也。当此对外竞争剧烈之日，自应群策群力，团结一致，厚植我之势力，以与外商相抗，始能立于不败之地。”〔3〕 其次，民族资本的联合是出于战胜国内困难经济环境的需要。无论是面对国民党官僚资本胁迫之时，还是在战火威逼的环境中，联合都成为摆脱困境的手段。当官僚资本处心积虑地吞并某些民族企业时，这些企业通过联合壮大了实力，摆脱了被吞食的厄运；当内迁企业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面临人地生疏、环境动荡、原料缺乏的困难时，由于实行了生产、运输、供销等各方面的联合，为它们在大后方站稳脚跟，重创基业提供了保障。 再者，民族资本的联合，也是谋求企业自身不断扩展壮大的需要。民族企业一般势单力薄，企业的资金、设备、技术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条件都较差，利润率水平低，如果单纯依靠其自身的缓慢积累，要较快地实现提高企业素质、扩大再生产的目的是十分困难的。而通过联合的途径，把不同企业的人、财、物、技等生产要素集中起来，把不同方面的优势汇集组合起来，以“厚植我之势力”（刘鸿生语），则能实现“1+1＞2”的组合效应，迅速壮大民族资本的实力， 此之各企业分散孤立地靠自身力量苦苦积累、缓慢演进，无疑有效得多。因而一些民族企业家把联合视作企业更新改造的“良方”是很自然的。 二、近代民族资本企业联合的主要形式 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的联合主要有以下七种形式： 一是全面联合。参予联合的各企业在资产和经营管理各方面完全合为一体，一般又有两种方式： 第一，通过资产合并，形成产权和经营权统一的企业集团。联合的各企业实行清产作价，折成股份，合为一体，经营上也完全统一调度。例如1930年，为对抗瑞典火柴的大规模倾销，由刘鸿生发起，荧昌、中华、鸿生三个火柴厂分别清产作价，各提20%的升值，合并为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由刘鸿生担任总经理，统一生产和经营。此后到1934年，大中华公司又以同样方式合并了汉口燮昌、芜湖大昌、扬州耀扬、杭州光华等火柴厂，形成全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成为闻名国内外的“火柴大王”〔4〕。 又如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也是以同样方式扩展的。三十年代初，民生公司仅有两艘轮船，为了抵制英、日等国对长江上游航运的垄断，积极推行同业联合。到1935年，整个长江上游的几十家公司都以民生为中心联成一体。其具体方式是：除愿意出售的轮船一律照价收买外，凡愿意合并者，一律尽力照顾，帮助清偿债务，其余作为股本加入民生公司。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公司，不使失业。〔5〕这种永久性的联合（合并）不同于兼并，它不存在资产的买卖过程，联合的一方不需要拥有收买另一方的财力，因而比较容易促成资本的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