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及传统的人文关系，使得安徽出现了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截然不同的农业经济区域。前者在生产力和经营方式上都比较落后，后者则较为先进。如此不平衡的农业发展状态，在清代，有碍于农业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不利于全省经济的总体发展，成了摆在统治者和当地人民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大有从生产习俗、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改进的必要。 关键词 安徽农业经济 南北差距 广种薄收 辛勤耕作 赋役政策 一 在清朝，安徽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农业区。 该省的土地资源共由5部分构成：（1）淮北平原，海拔20至40米；（2）江淮丘陵，内含河谷平原，位于霍山山区，海拔100至300米；（3）大别山山地， 海拔1000米左右，位于鄂豫皖边境；（4）皖中平原， 为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部分，海拔20米左右，包括巢湖湖积平原；（5）皖南丘陵， 属黄山山区。从地理位置上讲，安徽属于南疆北国的交界地带。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农业，使之呈现出一种过渡性或中介性。其南部和北部，由于户籍分布不均，自然条件有别，加之历史的特殊原因，使得境内农民的种植习惯颇有差异，以至皖南、皖北的农业生产形式和内容都一直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农业是生物体、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劳动相互结合的产物，其中，自然条件对农业——有机物的再生产活动至关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形通过海拔高度、坡度、坡向影响气候，造成农业生产自然环境的不连续性或非均一性，从而影响到农作物结构和布局”〔1〕。另外， 由于地带性的水热条件和季风因素等客观作用，农业经济在相同的地形中也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清代安徽在季风环流形势之变化中，从皖北到皖南，由暖温带半干旱区逐渐过渡到亚热带湿润区，致使淮北平原与皖中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丘陵不能成为同类的农业种植基地。皖北和皖中北基本上属于旱作区，种麦、菽、黍、粟，而皖南和皖中南则为水田区，主要产稻。 安徽可以划分为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农业区，东北—西南走向的霍山山脉是这两个农业区的天然分界线。在此自然形势的区划基础上，又往往被涂上一层历史性的社会色彩，使南北两地农业经济的差别更为明显。远在宋代“靖康之难”之后，朝廷南迁，北方领土沦陷，淮河流域老百姓因躲避战乱和不满金人的统治而大量迁走，有90%多的人南逃至长江流域一带，出现“民去本业，十室九空，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的局面〔2〕。绍兴32年（1162年）时， 皖北及淮河沿岸的平均人口密度仅为4.2人/KM[2]〔3〕。而皖中南却人稠地窄，田不足耕。这种局面久未改变，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当然，北部人口密度持续低下的原因，并不全在于兵灾战火，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然灾害等因素。从明代洪武年间到清朝道光年间，这一带的人口分布局面一直不稳定，聚集时少，流散时多，保持适量人地比例关系时少，缺乏劳动力时多。有时从户口籍簿上看，居民也不算少，但册登数字的存在时限很短，不能反映当地人口的客观情况和历史趋势。如颍州府的颍上县在雍正末年（1735年），人丁4 476个，耕地435 284亩，丁均耕地97亩， 显然人少地多。 90多年之后，道光时期人丁不仅未增，反而减少了许多，已是力不胜耕，土地抛荒不少〔4〕。凤阳府的凤阳县，雍正末年人丁10 126个， 垦田326 822亩，丁均种田32亩，似乎较为适宜，然经过乾隆、 嘉庆两朝后，人丁不仅未增，反倒减至1 073丁，人丁耕地多达300亩〔5〕。 常常是人丁多已逃亡，而申报仍依旧簿，名实不符。从正德《颍州府志》看，早在明代景泰、天顺、成化年间，颍州等地土户不断大量逃亡。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指出：安徽北部“地广人稀，农业惰而收获薄，一遇水旱，易于流徙”〔6〕。据清代文献记载：“频年皖北一带， 均因干旱，每到严冬，饥民四出，向例到扬州境界，必截留而赡之”〔7〕。特别是天长、盱眙等地，“每冬冻雪，赤胫露肘，饥餧载道”〔8〕。农户外流，田野空旷。民不安居安生，主要为环境所迫。 淮北虽属平原，可因水热条件的限制，多旱少雨灾情频起。皖中北虽有一定量的地下地表水资源——淮河、泉河、涡河、濉河、浍河、淝河、润河、沱河等等，但是，高田难以引灌，低田则常罹漂淹之患。史称：“皖之凤、颍、泗，江之徐、淮、海，地多漥下，患水尤深”〔9〕。历来是有水则淹，无水即旱，地不养人，离乡谋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劣和百姓生计之维艰。 二 我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是一种密集型劳动，它要求有一定的人口密度或劳动力合理分布之格局。在一定的农业区域内，如果没有足够的居民，就不可能充分开发地力，发展农业生产。人是农业经济中最为活跃的能动性因素，对农业的兴衰成亡起着主导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居民之多寡标志着生产力的高低。清代安徽境内淮河流域的居民聚散不定，在大部分岁月里表现出人口密度过低之状态，从而影响和妨碍了皖中北的农业发展。因地广人稀，劳力不继，便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大多无暇于精耕细作。盱眙县，“数口之室，贪私广亩，块不遑数蓄，萝不遑数甾。母费子啬，倍十为极；食七痤三，损耗实多，陂陀互延，辄谓土不宜稼，弃为牛豕之区。赤手总总，而里饶荒菜。”〔10〕怀远县，面对旷土，不忍弃耕，“治田者务多，徒以广种薄收为得计，人力不继，粪土又乏”〔11〕。凤台县农民，更是习惯于多种田，而疏于田间管理。作物“下种后，唯黍、豆或一锄、再锄之，余皆听其自生，不复治也”〔12〕。此种多栽稼苗，不治田禾的农业生产，有其历史政治的根源。而长期以来，农民特别是广大佃农，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没有得到较为稳定的佃种权，常有被地主撤佃夺耕的危险，所以他们一般都不愿为地主改良土地，只图大面积播种。他们还片面地认为这是一种适应于贫民的耕种方法，既可节省改良土地之费，又可避免因田主夺佃造成的经济损失。此外，皖中北百姓草率广种田地的行为，还有其自身的独特缘故，即淮河流域的个体农户无力对付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水旱无保。频繁的灾情常致工本废弃，使得农民不愿将较多的资金或劳力投入没有保障的田禾之中。换言之，当地人之所以多种禾、少治田，是由于“水潦难齐，而功本恐弃于无用也”〔13〕。此乃人们的物质力量弱小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