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博士论坛 1905年，英国自由党议员L·C·莫尼出版了一本书名曰《富与贫》，他在考察英国当时贫富不均的情况时说：“国家全部收入的将近一半是由人口的九分之一享有的，我们还应该加上另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即：联合王国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由国民的不到三十分之一享有。”〔1〕确实，在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贫与富的差距非常之大。 这时，土地仍然是最坚实的财产，新富和老富都以土地为归宿，将土地看作财富和身份的最终标志。 20世纪初，第十七代德比伯爵拥有几处大庄园，7万英亩土地， 从矿井、房租和地租中每年收入30万英镑。军火商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靠军火生意发财，1900年殁世时已经有两个大庄园，16000英亩土地， 曾经花125万英镑改造他的第二个庄园。 第一代威斯敏斯特公爵在1899年去世时，留下1400万英镑财产，他的金融帝国分布在四大洲，而伦敦市中心则拥有300英亩土地，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在贵族与金融巨头之下，是中等阶级的行列。那时，一个成功的大律师年收入可达28000英镑， 一个高等法院法官固定的年薪应该是5000英镑；1000英镑以上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很舒适的生活了，而500 英镑收入则可能随时感到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一个已经有4 年教龄的私立学校教师每年只会有200镑的薪水。即使教满10 年书达到教师的最高薪金，每年也只有300英镑。小学教员每年的收入不到100镑，一个乡村小教区的牧师每年薪水也差不多，他们跻身于“中等阶级”，主要是由于地位和职业而不是收入。中等阶级的生活水平千差万别，从接近一个奢华的贵族到几乎是个普通的工人。 与有产者相反的社会的另一极，20世纪初的工人阶级平均工资每周27先令，亦即年薪70英镑出头。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差别很大，技术工人每周40先令；非技术工人则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点。依靠这笔收入，一个四口之家很难维持象样的生活。1913年有人估计，全国有200万男子或总共800万人口在每周25先令以下的收入水平中生活，而工资越低，失业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低工资家庭的实际收入要比人们所能估算的更低。1904 年对2000 个工人家庭所作的调查表明：每周收入在25先令以下的家庭要将收入的67%用于伙食，而且只能以面包、土豆、茶和罐装牛奶为主。工人们的住房肮脏、狭小，卫生设备很差，每个城市都有大片大片的工人住宅区。这种住宅低矮、阴暗、狭窄的街道满是污泥浊水。根据1911年的统计，全国有1/10 的人口居住在过度拥挤的房屋里（即每间房超过两人）。在伦敦，这个数字是16.7%，在桑德兰则是32.6%。许多偏远乡村似乎没有受到工业化的影响，生活方式还是传统的，一切生活品都在农场上自行生产，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出生地。据估计，农业工人平均每星期收入只有17.5先令，其中包括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也包括一切实物形式的收入如免费的住房、牛奶、土豆等。 1899 年西博姆·朗特里在约克市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他发现有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有18%接近于贫困线。他所测定的贫困线是指家庭收入只够“单纯维持体力”，这意味着一家人“决不花一个子儿去坐火车或坐汽车，不到乡下去，除非走着去；不花半个子儿买报纸，不花一个子儿买通俗音乐会的门票；他们买不起邮票，所以决不会给在外地的孩子写一封信……”；孩子不能买玩具，父亲不能抽烟喝酒，母亲不能买新衣服，“除了维持体力所需要的东西外，他们不能买任何东西，而要买东西就必须是最简陋最省钱的品种”〔2〕。1913 年朗特里又发表对农村的考察，其中认为除五个郡之外，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地区的农业工人平均收入都在“单纯维持体力”的贫困线以下〔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各种调查表明：大约有1／3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又有相当数量的人生活在赤贫中。社会学家们发现：贫困的原因依次是：1.老年，2.家庭因疾病或死亡而丧失劳动力，3.失业，4.低工资和无固定工资，5.家中人口过多。由此可见，解决年老、 疾病和失业问题是解决贫穷问题的关键。 总之，贫穷以及与贫穷有关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了社会的显患，不解决贫穷问题，社会便不能和谐地发展。贫富之间的沟壑使解决贫穷问题具有特别的紧迫性，19世纪最后十年爆发的激烈的劳资冲突充分地显示了这一问题潜在的爆炸性。 于是，从1906年开始，新上台的自由党着手解决贫穷问题，由此而开始了20世纪大规模的社会立法过程。1906年“工伤赔偿法”将工伤赔偿的范围扩大，使600万工人能得到此法律保护。 同一年的“学校就餐法”授权地方当局向家贫的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尽管到1914年只有一半的地方当局执行了该项法律， 但却有31000 名穷人的孩子从中获益。1907年一项法律规定对儿童进行体检并允许作治疗，到1914年有3/4的地方当局加以执行。1908年的“养老金法”规定向70岁以上，每年收入不到26英镑的老人发放每周1先令的养老金， 这是国家用行政手段向穷人提供生活补助的第一个举措，是用社会的力量认真地清除贫穷的第一次尝试。 1909年，自由党政府提出一份前所未有的预算法案，把矛头直指富裕阶层，由此而得到“人民预算的”美名。根据该项预算，政府将对年收入5000镑以上的人则征收超额所得税；同时，对低收入家庭发放儿童补助金，从而在实际上减轻了穷人的负担。需要交纳超额所得税者在全国只有12000人，但这种征富人税用来补贴穷人的做法却带有革命性。与此同时，“人民预算”还对土地增值部分征收20%转手税，对未开发的土地、矿山加收每英镑3便士的附加税， 对租约期满的土地征收增值部分的10%为回归税。尽管这些税收只给国库增加了50万英镑的收入，但却是向传统的统治阶级开刀，因此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