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新形势，我们在向西方商业银行学习的同时，认真了解研究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情况和经营管理的经验作法是有益的。 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 自1897年我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算起，到1952年私营银行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我国历史上的商业银行有56年的历史。到1911年中国人开设的、包括官商合办和私人资本设立的银行有20家，1912年到1925年中国的商业银行获得迅速发展， 1925 年达到141家。银行实收资本1912年为3625万元，1925年达到15816万元。作为商业银行骨干的“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北四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以及新华银行、聚兴诚银行先后在1907年到1921年这15年间创立。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即1897年至1927年；第二阶段是1928年到1936年南京政府统治阶段；第三阶段1937—1948年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阶段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前三个阶段均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列强、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侵华时期的沦陷区还面对日伪政权。第一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一度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华控制，中国民族资本暂时得以发展，北洋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缺乏经验，因而商业银行所处的金融环境比较宽松。第二阶段，蒋介石取得政权后，忙于“废两改元”、实行法币制度，实现集中发行，统筹外汇；进行对中国、交通两大银行的调整控制；构建“四行两局”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使得作为民族资本的商业银行尚有活动余地。第三阶段，抗战期间，一部分国土沦陷，商业银行受日伪的压迫排挤；一部分后方国土上，官僚资本金融势力迅速发展，商业银行活动范围日趋狭小；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加紧对民族资本银行的掠夺，持续恶性通货膨胀，商业银行奄奄一息。总之，我国历史上的商业银行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的。 在商业银行中“北四行”资本额之大，为其他行所不及。截至 1927年“北四行”实收资本额：盐业银行750万元，金城银行700万元，中南银行750万元，大陆银行400万元，合计2600万元。“南三行”实收资本：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各250万元，浙江实业银行180 万元， 合计680万元。而其他24家较大的商业银行实收资本总计为2560万元， 尚不及北四行资本之和。1925年五卅运动，激发国人爱国热情，使不少国人将在外商银行的存款转存华商银行。“南三行”和“北四行”7 家银行存款总额，1924年底是14000万元，到1926年底增加到24000万元，增长67%。南京政府建立后，官僚资本垄断金融的势头逐渐发展，商业银行受到排挤，业务渐趋萎缩，盈利减少。1936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官办银行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59%，战时发展到80 %； 战后（1947年6月的统计）放款占全国银行放款总额的96.5%。1936年7月上海银行存款与官僚资本银行存款的比例为7%，到1946 年底这一比例下降为0.8%。 上海银行、金城银行在商业银行中是实力最雄厚，业务发展迅速，效益最好，最有代表性的两家银行。上海银行成立于1915年，当时资本额，只有10万元，到1921年增至250万元，存款总额1915年底为57 万元，1926年增至3244万元。这12年上海银行的净盈利共计355万元， 按资本与盈利的比例计算，平均年盈利率达20%以上。南京政府建立后，上海银行以其与四大家族的关系，大力扩展业务，1928年下半年存款迅速增加，1930年达到8978万元，比1926年增加1.8倍， 已居“南三行”“北四行”七家银行的第一位。 一直持续到1934 年， 这一年存款达到15816万元。1935、1936两年被金城银行追上。1937年6月，抗日战争前夕又复居第一位，存款总额近2亿元。该行1915—1927 年放款总额平均占存款总额的65.4%，1928—1937年上升为74.7%。同时这10年间存款总额增加9倍，放款总额增加10倍。 金城银行1917年建立，到1927年存款总额达3948万元，比1917年增加7倍多；放款总额2738万元，增加6倍多；存、放款数额占全国重要银行存放款总额的比重均有显著提高，居同业的前列，社会信誉蒸蒸日上。1927年至1937年间，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金城银行将总经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除裁撤一些行处外，陆续增设分支机构50余处，遍及各主要城市，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之一，全行员工增至700多人。 在扩大商业、储蓄两部的同时，还添设信托、证券等部门，各项业务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至1937年底，存款总额达15900余万元，放款总额达11000万元。自1928年至1937年6月获净利864万元，各年净利与资本额的比率，平均为12.93%。1937年至1949年从帐面上看， 各项业务和盈利都有大幅度增长，但因货币贬值，折合黄金计算，都是下降的。 当然必须指出，一些商业银行除正当经营外，也从事一些投机活动。 二、出现一批有事业心和爱国心，有学识有能力有成就的银行家 一些商业银行的创办人、领导人，早年留学外国，并曾在中国、交通等银行任职。他们懂得经济和金融，有理论也有实践经验，并善于同政界周旋。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立志在银行干出一番事业，并有爱国心、追随时代潮流。如叶揆初、李铭、陈光甫、周作民、谈荔孙、徐新六、王志莘等人，都在中国金融史上有一席地位。 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叶揆初（1874.8—1949.4）。1911年初任天津造币厂监督，后又任大清银行正监督（行长），他厘订了有关银行管理的规章制度，并选用有才干者任重要职员。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改革，叶当选为董事长。他除筹划银行本身业务发展外，对上海中国银行拒不执行段祺瑞政府停兑令予以全力支持。抗拒停兑事件获得成功，使浙江兴业银行的信誉和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由于用人得当、稳中求进的业务方针，浙江兴业银行业务发展迅速。1922年至1927年间，有三个年份存款总额居商业银行之首。叶连续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达30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