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经济西化，侧重点是工业化。具体来说，就是仿效西方，创办资本主义企业。官督商办是清政府设计并实施的一种不西不中、实属怪胎的企业经营方式。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办的41家民用工矿企业中，官督商办企业就占有56%的比例〔1〕， 可见它在当时所居地位还是很主要的。轮船招商局是晚清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也是官督商办企业的一个典型。目前有些论者提出，轮船招商局是股份制企业。这样，探讨轮船招商局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也直接涉及到对官督商办企业所有形式的重新认识。我不认为轮船招商局属于股份制企业，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企业所有形式，也有个人的理解。这是试分析论证，旨在通过商榷最终揭示出事物的本质。 认为轮船招商局是股份制企业，误在只着表面现象，未从本质上核实 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断言轮船招商局是股份制企业的文章中〔2〕，列举该局符合股份制企业特征的依据，概括起来说， 主要强调了三点：（一）集资——采用入股形式组建企业，即以公开向社会招股的方式筹集资金；（二）组织经营管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按企业章程规定，股东有重大决策表决权，选举产生的商董作为入股商人的代表，全体商董再选出商总参与企业领导决策；（三）财务会计——实行（1）每年编制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计算书， 按年向社会及各股东公布财务收支状况，（2）利润分配时，首先考虑发放股息，并按股付息，凭证取息。在这里，需要我们把构成近代西方股份制企业的基本特征，也提示一下。其主要有四：一是采取股份集资形式筹集资金，二是企业的法人地位，三是股东的无限责任或有限责任，四是有效的企业组织制度和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完全用这四个特征来要求轮船招商局，显然是不客观的。比如，单纯就企业的法人地位这一点来看，晚清直到中央政权覆亡的前夜，才出现相当于民法和商法的《大清民律草案》和《大清商律草案》，《公司律》的颁布比这要早些，可也不过是1904年。何况《公司律》中也没有规定公司的法人性，要到1914年北洋政府的《公司条例》出台，才首次砍认了公司的“法人”资格，不用说，企业的法人地位这个特征，对判定轮船招商局的股份制性质，就不适用。除第二个特征外，近代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第一、三、四特征，都可以用来核准轮船招商局。 一、将论者所举轮船招商局的第二、三特征，用近代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第三、四特征来核准。 近代西方股份制企业具有的“有效的企业组织制度”这一特点，是指企业要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这“三会”构成的内部管理机构，以此来严格要求轮船招商局，实际上也不客观。因为欧洲最早出现的股份制企业，也就只有个选出的董事会，由董事会经营企业。轮船招商局关于商总和商董是这样规定的，“每一百股举一商董”，作为出资入股者的代表；再“于众董中推一总董”参与招商局及各分局的领导决策；商总、商董如不胜任，都可以撤换，并“另举”，这倒是含有近乎董事会的意味。然而现实当中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官督”是确定无疑的，官府就是企业的主人，企业必须直接受到“官督”。于是，“总其大纲”的“官”是官府任命的不说，连商总都变成由官府来指派的。如招商局开办第二年，商总唐廷枢就是经李鸿章推荐、由朝廷下令任职的。再拿长期担任招商局最高层经营管理人员的唐廷枢、徐润来说，二人既是股东代表——商总、商董，又是官方的代表——总办和会办，兼有了官商双重身份，这种情况，连显要刘坤一都承认是“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3〕，可见已“无权”的出资者们， 还能对轮船招商局行使什么出资者所有权呢。 当股东支持或信任轮船招商局时，行使出资者所有权主要应能够表现出，一是可以按章程规定，选举出资者的代表，再通过这些代表，选出或聘任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员；二是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可以按章程行使出资者的约束权。当股东疑虑或反对招商局时，行使出资者所有权，主要是按章程改选或改聘出资者代表和企业主要经营者。对于轮船招商局来说，事实上几乎就不存在什么出资者所有权。企业的关键人物是官府委任代替了代表推举，甚至只凭李鸿章一句话，就能上企业领导岗位上发生徐润的撤职，唐廷枢的调离。股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也无任何约束权，如官府可以任意以招商局的局款拔充其它官督商办企业的股东。象1885年，李鸿章就曾以招商局款10万两附入织布局股份，在1896年，官府也曾提走招商局余利20万两、公积60万两充作通商银行股本。总之，在出资者所有权方面，轮船招商局是不具备股份制企业特征的。因为缺乏出资者所有权同股份制企业的运作机制格格不入。 近代西方股份制企业具有“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这一特点，是指企业中采用利润分配的制度、成本核算、企业预算制度、自我积累制度、技术改造制度等企业管理各项制度。轮船招商局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每年要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并且在《申报》和《字林沪报》上公布于众，这确实是符合股份制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的。另外，招商局内部实行单独核算的管理办法，一是实行各分局经费承包；二是以船为核算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股份制企业中成本核算制度的因素。但是，招商局在利润分配上首先要考虑发放股息的做法，就不符合股份制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了。因为，股份制企业分配当年税后利润，必须先提取规定自我积累金，但是当规定自我积累不足以弥补上一年度企业亏损时，又必须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企业弥补亏损和提取自我积累金后所余利润，才向股东发放股息。也就是说，股份分配只能是利润分配的最后一项程序。而轮船招商局实行“即上年生意亏折，余利仅有五厘，该局仍筹给商息一分”〔4〕的利润分配办法， 是完全违背了股份制企业的利润分配原则的。 也许有人认为，每年公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足以说明轮船招商局的股份制性。实际上这不过是股份制企业必须要做的一项日常性工作，以使股东能够了解本年度企业营运状况和评估利润分配情况，可见属于股份制企业应尽的义务。如果我们将其与利润分配相比较，很明显，后者对企业生存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当企业出现了亏损时，利润分配仍坚持以“商息”为重的做法，其隐患无疑是已置企业的生存于不顾。出资者向股份制企业投资之时，本身也就进入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圈子。股份制企业无限责任，是指股东对企业所负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即以本人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承担债务责任，而不受其出资的限制。所谓有限责任，是指股东对企业所负债务，只以其投资入股的金额为限，不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可见，无论无限责任还是有限责任，只要企业负债了，股东的投入资金也就随之损失了。这就是风险共担的实际意义。另外，股息到一定时期（一般在年终）是否发放，要由董事会作出决定，如果企业当年经营状况是无盈余，就不得分配投息，这是原则。当然有的时候，企业为了维护股票信誉，即或本期经营有亏损，也可以依据以前年度的留存收益的金额分派股利。但是，绝不能因为发放股利而使股东权益减少到核定股本金额以下〔5〕。如果这样， 出资者便失去了应有保障，就出现了“煎饼卷手指”现象，股东在自己吃自己。出资者的权益受损，到了企业破产倒闭时，受伤害最大的还是股东。所以企业无盈余不分配股利，同样是风险共担的一个很必然的现实反映。由此又可以说明，轮船招商局利润分配时首先考虑发放股息，绝非能维护资本所有权，相反这种做法暗里却严重动摇了资本所有权的根基，实属一种慢性自杀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