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清代的垦荒，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生态问题受到重视，对清代的垦荒的批评增多。清代的垦荒缺乏统筹兼顾，政府一味推行鼓励政策，致使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如山林锐减，湖面缩小，河道变狭，或海口淤塞，导致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这是历史事实，教训应予总结，但对清代前期垦荒整体作评价时，却不能仅仅从局部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一点来衡量，应该从多方面去考察。 在农业生产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清代，增加农业产品的最有效途径还是扩大耕地面积，耕地面积扩大了，粮食总产量才能增加，新增的人口才有饭吃，也才有可能腾出更多耕地种植经济作物，以满足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所提出的需求。当然，通过农业生产中精耕细作，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善灌溉条件，增加施肥，改良种子，提高复种指数等措施，也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但就清代而言，这种作用还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评议一项政策的历史作用，首先要看他对社会经济发展是起到促进作用，还是起到阻碍，或是破坏作用。只有从共同标准出发，才不会使评价失去公允而走向偏颇。 清代前期垦荒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总体说，积极方面超过了消极方面。 第一，垦荒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破坏，耕地面积由明万历701 397 628亩， 至清顺治八年时仅剩下209 858 461亩，仅及万历六年耕地面积的29.92%。国家每岁钱粮收入14 859千余两，而每年政府支出数为15 734千余两，出入相抵，尚不敷857千余两。〔1〕严重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着刚刚诞生的清王朝。这个新王朝如不及时摆脱这个经济危机，就会垮台。清政府为及时摆脱这一财政危机，稳定十分不安宁的社会，首先把垦荒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经过顺、康两代不懈努力，荒芜的土地不断得到垦复。田赋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如康熙四年三月十九日，河南巡抚张自德疏报：康熙三年所属州县开垦荒地19 361顷，该征钱粮银83 140余两〔2〕。康熙十九年，户部郎中鄂齐理奉差盛京后， 在回京奏疏中称：勘查满州人丁新开荒地，东至抚顺西至山海关，南至盖州，北至开源，共垦田万顷，可征钱粮银约万两〔3〕。如此事例， 在历朝实录中比比皆是，不一一枚举。通过垦荒，国家财政收支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从入不敷出，到库有存银。至迟，康熙六年时，清政府已完全摆脱财政危机，扭转了入不敷出的局面，据统计，这年户部存银已达2 488 492 两。八、九两年（1469、1670）“每岁存剩约六七百余万”两。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军费开支剧增，尽管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户部仍有库存，如康熙十六年（1677），存银尚有5 307 216两， 康熙十七年存银数虽然有所减少，但仍有3 339 920两。 经过漫长的八年戡乱后，由于战争结束，军费开支大减，户部存银也就激剧增加。康熙二十五年，户部存银上升到26 052 735两， 康熙二十六年， 存银达28964 499两。康熙三十一年至六十一年的31 年间， 户部每年存银都在3000多万两至4 000多万两之间，最高年份达4 736万余两〔4〕。 战争，实际上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这点早为人们所共识。清政府之所以从建立第一天起就把垦荒摆上议事日程，除了安置流民，稳定社会秩序作想外，更重要的是为满足巨额军费支出，清政府建立之初，战争连绵不断，军需浩繁。据陈锋研究，顺治朝常年军费开支每年为1 300万两，从顺治十二年起，战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在数百万两至2 000 万两之间。依此估计，顺治朝有案可查的数字，战争开支在1亿两左右。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这一战争持续了八年，这八年间，清政府军费开支高达1亿两以上〔5〕。此后，还有平定准噶尔等战役，军费开支都高得惊人。这些巨额的军费开支取之于何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财政来源主要是靠田赋征收，而商税收入有限。田赋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来自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也就是说直接取决于垦荒所取得的成果。顺治、康熙垦荒不断取得进展，对巩固新生的清政权和统一祖国山河的战争以最有力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清初的垦荒成果，清政府的巩固将面临严重困难，国家统一也将受到危害。 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国库充实，使清政府有足够的实力进行赋税改革和关照人民生活。如康熙五十五年颁布免除新增人丁丁银的规定就一例。至于蠲免，在康、雍、乾《实录》中俯拾皆是。蠲免次数之多，数量之大，为历代王朝所仅见。仅就康乾时期江苏一省蠲免而言，从康熙元年至乾隆六十年间，吴江等25州县，由灾蠲、普免、积欠蠲免三项所免去赋银计共7 625 776.2两，普免、灾蠲、免欠次数多达653 次〔6〕。从个别地区蠲免事例即可看出，清政府在减轻人民负担上所作出的努力。清政府之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荒芜的土地不断得到垦复，田赋收入不断增加的结果。 第二，造就大批自耕农民，经过半个多世纪战乱，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农民，在清政府招垦政策鼓励下，经过自己辛勤劳动，其中绝大多数取得了土地产权，变成了自耕农民。 顺治初年，湖南省永州府属州县，“其民皆由乱定招徕而至，垦辟荒土，久而富饶，人皆世农，不言他事。”〔7〕寥寥数事，描绘出一个家给人足的自耕农聚居的情景。顺治十六年，河南开封等八府并汝州，招直隶失业贫民来认垦，所垦土地“永为己业”〔8〕。 雍正十二年，山东省各府州县，仅一年间就查出贫民29 940户， 实垦荒地217711.4亩〔9〕，平均每户开垦荒地7.2亩。乾隆二年，山东商河县知县范从律详报，商河县民祖籍原顺天，明末遭兵失业，星散山左，至康熙元年始奉旨发商邑开垦荒地，各立村庄四十二处，一庄有三、二百家〔10〕。乾隆九年，直隶总督高斌奏称：“详查喀喇河屯厅所辖之白马关、潮河川、热河厅所辖之张三营、白马川，四旗所辖之波罗河屯各汛内，凡有平坦可耕之区，悉系旗地，间有民人新垦者，俱系旗圈余地。自雍正十年奉旨听民认垦输粮，从此民人安立家室，悉成土著，垦地二千九百余顷”〔11〕。乾隆十一年，甘省原报受田民人共一百七十一户，认垦田九十三顷，内除马尚考等十二户盐碱不能耕种七顷外，该在人民一百五十九户，田八十三顷余〔12〕，平均每户认垦荒地52.2亩左右。乾隆十八年，广东琼州有可垦荒地二百五十余顷，召土著居民耕种〔13〕。嘉庆五年，恩长等报告，查出和阗所属各城有粮无地之回民七百五十二户，仁宗下令户部：将丈出官荒地二万零六百四十亩，“按数拨给有粮无地之回户，均匀开荒。”〔14〕每户回民可得官荒地26.1亩。清政府对广东新生沙坦开垦，还作了特别规定，只限定由无地贫民优先开垦。东北三省逐步放垦，蒙地开发，新疆拓垦等等，都为清代造就大批自耕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