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作为市民阶层的代表始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中期。明中叶以后，海商作为经济领域的异军崛起，福建漳泉海商尤为突出。明一代，漳，泉海商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贸易之盛，在中国海商发展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考察海商发展的历史状况，对于今天发展沿海外贸经济是有借鉴意义的。本文试就明代漳泉海商作些探讨。 一、明代漳、泉海商的崛起和发展 盛唐始辟“海上丝绸之路”，刺桐古港（即泉州港），宋元誉称“世界第一商港”。到了明初，泉州港衰落了，已不成为国际贸易港，代之而起的是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安平港。这两个港口成为明代民间的海外贸易的聚散地，而且形成了以漳、泉商人为主的福建海商集团。所以顾炎武说：“航海商贩，尽由漳、泉。”〔1〕月港， 史书记载：“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2〕安平港此时则有“大江南北渡千帆”之盛，正因为有月港、安平港的兴起，因而有“泉、漳两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口皆然的景象〔3〕。为什么在明代漳、 泉海商得以崛起和兴盛呢？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漳、泉两郡依山傍水，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地少人多的矛盾十分突出，顾炎武认为：“闽地负山滨海，平衍膏腴之壤少，而崎岖硗确之地多，民之食出于土田，而尤抑给于水。”〔4〕“闽地斥鹵硗确，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为家者，十而九也。 ”〔5〕正如俗语所说“海者，闽人之田”。被誉为“海国”的漳州月港地区“滨海一带，田尽斥鹵。”清乾降《海澄县志》记载了当时土地贫瘠狭小，农作不兴的历史状况：“闽土素称下下，而澄又实逼海口，平野可耕者十之二三而已。”可耕面积的狭小，加上土地兼并激烈，使“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6〕为了获得衣食之给， 当地人民只能向大海发展，“以舟为田”“走洋如适市，朝夕皆海供”踊跃从事海外贸易。在泉州安平镇“濒海之区，地少人稠，民以海为耕，商凭海为市。”〔7〕明何乔远也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 濒于海上……航海贸诸夷。”从上可见，正是由于漳、泉地处沿海，“田尽斥鹵”，特别是宋以后，北方人民大量迁徙南下，加之明代土地高度集中，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因此，不仅渔民要靠海为生，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及失业的手工业者，也渴望从海上谋求出路，这就加剧了人们趋向海田的活动。 海港的兴建，使漳、泉海商有一个依靠据点，促使更多的人从事海外贸易。明初实行锁国政策，一再禁海，“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这对于以海为田的福建沿海人民来说，无异于断绝了生路，那些靠贩海为生的海商，冲破海禁，自谋生路，即使面临“充军处死……，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8〕因此， 民间走私贸易悄悄地进行着。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既可作为贸易又不受官府控制的地方港口。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安平港的兴建，正是顺应这个历史的要求。这两个港口以其地居偏隅，不受封建统治者注视而成为明代漳、泉海商的聚散地。月港在漳州府城东南五十里，地处河海交汇处，内接九龙江，外通大海，未设县时属龙溪县地处边隅，明政府势力鞭长莫及，便于进行走私贸易。如史书载嘉靖二十年间，漳州海面商船往来不绝，葡萄牙商人留居漳州的达五百多人〔9〕。泉州的安平镇，当水陆交通要冲， 为通贸海外之良港，胡宗宪的《等海图编》曾有记载：“泉州安海，向虽通番，犹有避忌，迩年番舶联翩往至，地近装卸货物皆有所倚。”可见，漳州的月港，泉州的安平港，最利于明代私人海外贸易，这是漳、泉海商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之一。 再次，经商获利丰厚。戴冲霄认为：“福建边海贫民，倚海为生，捕渔贩盐，乃其业也，然其利甚微；愚弱之人，方恃乎此。其间智巧强梁，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利重十倍故也。”〔10〕例如，“丝每百斤价银五十六两，贩去者其价十倍”；“水银，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古文钱，倭不自铸，而用中国古钱，每千文价银四两。”〔11〕海外贸易的厚利，更加引起人们的向往，下海贩贸者越来越多，而且阶层广泛。到嘉靖时期，下海通番成为公开的活动，普遍的风气，明政府已无力禁止，不得不作事实上的承认。《东西洋考》卷七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奏设海澄县治。其明年隆庆改元，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洋。”但日本除外，因为中国受过倭寇的蹂躏，所以对日本的海禁，还是照旧有效。当时中、日之间的贸易，以吕宋为中介。这说明，海外贸易的发展，海商阶层的状大，是沿海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封建王朝的意志为转移的。 综上所述，明代漳、泉海商的崛起，固然有其有利的地理环境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二、漳、泉海商活动的特点和性质 泉州安平人素以尚贾尚贸闻名于世，有“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之称。漳州的月港，当时被称为“小苏杭”，四方来舶，络绎不绝。其外贸盛况有如下显著的特点。 第一：形成私人海上贸易集团。 起初，大多数海商是独家经营的小商人，“各自买卖，未尝为群。”后来，由于海上竞争，强弱相凌，互相劫夺，他们就“因各结
，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形成了“或五只或十只，或十数只，成群分党，分泊各港”〔12〕的海上贸易集团。较早的有严启盛，……嘉靖间有李光头、王清溪、沈南山、李华山、洪朝坚等。后则以月港为中心，洪迪珍为当时的巨商，俗称红老，而同时代的严山老，许西池，张维等，亦占着重要的地位。明末的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海商的巨头，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莫过于明末安平的郑芝龙海商集团。 郑芝龙海商集团是在继承了李旦、颜思齐两大海商集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董应举《崇相集》论米禁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天启六年）而一百二十只，丁卯（崇祯元年）遂至七百，今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成为当时中国海上势力最大的集团，他受抚后，依靠明朝政府的支持，控制了东南制海权，任何海舶，非领有郑氏令旗，不得航行海上。每只船每年纳三千两，每年收入以千万计。当时“凡中国各贷，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13〕郑芝龙便在家乡建筑安平城（在今安海镇），拥兵自卫，军饷自筹，无须向藩库领支；一座安平城，等于一个独立的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