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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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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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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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宋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已有许多论著述及,这里将侧重就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沿海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问题作一个总的说明。

      所谓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这一点本节略而不论;二是生产中的商品生产比重增大和生产中的出口比例增大,这一点是本节所要分析的重点。

      宋以前的福建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郑学檬主持编著的《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和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两书已作了详尽的分析。

      但是,五代两宋时期,福建经济发展加速,商品经济有醒目的发展,内外贸易十分活跃,这就加速了福建经济结构的变化。商品生产的比重增大,进出口增加,对外经济联系扩大。

      为了说明这种趋势,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论证。

      首先,粮食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的生产的商品化。五代两宋粮食生产的发展表现为种植区域扩大;品种增多和良种培育、引种成功;稻米以外的粮食生产的如麦、粟、黍、豆的种植较为普遍。有关以上资料本书的第三章有两节专门涉及,故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着重谈一谈占城稻问题。占城稻引进无疑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关于占城稻的资料,以《宋史·食货志》的记载最广为人知,以《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最为详尽,以《淳熙三山志》的记载最为具体(早、晚占城)。

      占城稻是出产于印支半岛的高产、早熟、耐旱的稻种。《唐会要》卷九八《林邑国》记云:“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说明林邑有早熟稻。至德(756—758)以后,林邑改名环王国,五代时环王国改名占城,《五代会要》有占城国条亦谓其“粒食稻米”。

      占城稻并非仅指占城国种植的稻,而是印支各国普遍有的稻种。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安南国》讲到“占禾”:“盖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为元日之犒”。而《占城国》条反而称其国“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绝少。”这么说来,似乎占城稻非产于占城而产在安南(即交州今越南北部)。稍后的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上《占城国》条云:“民间耕种率用两牛,五谷无麦,有稿、粟、麻、豆,不产茶,亦不识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稿即篙稻,就是说占城五谷,以稻为首。该卷《真腊国》条亦云:“厥土沃壤,田我畛域,视力所及而耕种之,米谷廉平。”

      可见,印支半岛之安南、占城(又名林邑、环王国)、真腊盛产稻米,且稻种早熟,由于耕作粗放,无灌溉设施,水稻和旱稻任其自然生长。这和广西地区(广西的钦州地区三国时亦为交州境)的情况差不多,直到南宋,岭外的水旱稻种植方式就是如此,《岭外代答》卷三《惰农》条云:“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

      占城稻耐旱、耐涝的特性可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中形成的。占城稻虽以占城为名,但在广西地区和安南、占城、真腊等国普遍种植。

      占城稻引入福建是和闽商往返占城、安南有关。闽商,尤其泉州商人有往海南岛、安南、占城贸易的传统。“唐成都猛将花惊定之裔,五代入闽,寓闽之丰州东焉。有花琳善培异卉奇花,李富安沽之去交,交人喜之争购也。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花琳富冠闽中矣。〔1〕”商人李富安购买花琳培育的花卉,运到交州去卖。交州, 唐以后辖境限于河内附近地区,即越南北部及濒海地区。这是五代闽商与交州(交趾)往来的一个例子。李富安不仅去了交州,也去了真腊、占城、暹湾:“李富安字山平,弃学经商,航舟远涉真腊、占城、暹湾诸国,安南、交趾尤熟居。每次舟行,村里咸偕之去。……李家港乃李山平之舟泊处也。〔2〕”因为举村去交州(安南、交趾)、占城、 真腊贸易,就会出现移居问题,占城稻极有可能是这些贾贩者、移居者(早期华侨)们携至泉州的。

      我从以上两条引自《西山杂志》(手抄本)的记载推测,占城稻之传入福建在五代闽时到北宋初,至北宋真宗时已有上百年历史,故大中祥符五年从福建可以一次取种(占城稻)三万斛。

      占城稻的传入和沿海对外贸易密不可分,似无疑问。

      其次,棉花、棉布的传入、推广与福建棉织业的发展。棉花也象占城稻一样是印支地区的特产。《岭外代答》卷二“占城国”条记载说,“乾道癸巳,闽人有以西班到选,得官吉阳军监者,泛海之官,飘至占城……。”吉阳军治海南岛,闽人曾于乾道中去海南任官而漂流至占城,这是闽人去占城又一例子。

      据《诸蕃志》卷上记载,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皆出产棉花与棉织品:交趾土产为“木棉、吉贝花布”、“白叠”;真腊土产象牙、香、黄蜡、羽毛、番油、生丝、绵布(棉布)等,“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醯醢(Xi Hǎi)之属博易”。

      这说明,棉布已通过贸易进口到泉州。《诸番志》是赵汝适任福建路市舶提举任内撰成的,有较高的可靠性,所以,可以断定棉布的进口(从交趾、占城、真腊诸国)是在宋代,尤其南宋。

      但是棉花的进口则未见记载。棉花在以上三国的临近地区如广东西、海南岛是广泛种植了,这可以《岭外代答》卷六《吉贝》一节所记得到证实。

      福建棉织业的发展和棉花种植技术、棉布的进口、推广有关。《西山杂志·纱岗》记载泉州纱岗村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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