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及城市社会、文化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而开始近代之旅，是以开埠作为历史契机首先在条约通商口岸缓慢展开的，这与欧美诸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进行工业革命和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等内力作用实现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显然迥异。但是，近代中国人在促进城市社会、文化进步的过程中并非毫无作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便是国人依靠自力与内力进行近代工业化和城市近代化的首次尝试。 （一）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第一道闸门不是由民族资产阶级，而是由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开明派——洋务派来启动的。尽管其初衷在于军事工业的近代化，但最终却引发了原料、能源、动力、交通、通讯等一系列工业部门近代化的链式反应。首先是军事工业对能源及原材料的需求，于是产生了一批相关的近代工矿企业，如天津机器局之于开平煤矿、马尾船政局之于台湾基隆煤矿、汉阳兵工厂之于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其次是近代交通、通讯应运而生。中国近代由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导源于开平煤矿向外输送煤炭，而中国最早的电报线路天津至上海也出自军事防务需要，“中国兴造电线，以通军报为第一要务，便商民为其次”〔1〕。第三， 洋务运动后期的民用工业也与军事工业有关，“李鸿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给他们的部队供应服装，给他们的其他洋务项目提供资金，两人都开办了纺织厂。张之洞为了给他的兵工厂提供原材料，给京汉铁路提供钢轨，在中国的中部汉阳建立了一个钢铁厂。与此同时，有一些面粉厂、棉纺织厂、缫丝厂和其他消费品制造厂，也在沿海省份的一些主要城市中逐步地开放起来。”〔2〕 以军事工业近代化为旨趣并推及民用工业近代化的早期工业化运动，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城市化浪潮。与传统城市之兴出于政治与军事需要的外在动因不同，近代城市化运动是在工业化内力作用下通过经济杠杆变传统乡村社会为近代城市社会独特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便是大量乡村人口受工业化运动的推动而聚集到工矿企业和城市生产生活服务行业领域。对此，当年主持其事的洋务大吏们似乎早有清醒的预料。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曾经不止一次谈到矿业和铁路的兴建将会带来人的集聚和市面的繁荣。“铁路之市易既繁，夫车亦因之增众。至若火车盛行，则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 有巡瞭之丁，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月赋工糈，皆足以仰事俯畜，其稍饶于财者，则可以增设旅店，广买股分，坐权子母，故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3〕“大抵挖煤机器不外抽水、 起重两种，皆是协助人力之事。能用机器则出煤愈多， 用人愈众。挑挖民夫、转运船户从前用百人者，今必加增至四五百人；从前用船千余号者，今必增加至四五千号。”〔4〕事态的发展也确乎证实了李鸿章等人所言不虚。当时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一是在一批新起的工矿企业和铁路电信运输部门，结集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如开平唐山据保守估计有5万余人， 大冶及附近矿区有3000余人。山东淄川铅矿开工后，数年间聚集大批外乡人，当局恐“日久生事”，以至不得不采取办法加以限制，“现拟挖矿人夫即令附近二十七村居民愿入厂工作者，造具名册，轮班雇用”。〔5〕据统计，到1894年，包括洋务企业在内的近代工业中仅雇佣工人就近10万人。其他附带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工人家属当更多。二是由于洋务运动几乎在所有的省城都设有机器局，尤其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大规模投资，使这些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吸引大批乡村人口向这些城市聚集。上海在1843年只有23万人，至1880年突破100万人； 武汉1840年前约20万人， 到清末已达80万人；天津1840年前后城区人口 19万余人，到1900年已达32万人左右。据初步估计，1893年，城镇人口已达2350万人，而1843年是2070万人。“1843年的区域总人口比1893年还要多……1893年的城市人口要比1843年大约多300万， 相反总人口增长稍小，于是半个世纪中出现了有意义的城市化发展。”〔6〕 与乡村人口都市化相伴随的，是一批乡村被早期工业化浪潮所淹没，演变成新的工矿城镇和铁路、交通枢纽城市。光绪初年，一位外国记者“从天津到芦台，经过的地方是一片平原，十分荒凉；有些地方连一栋房舍一棵树都看不见，又有些地方只有几块地种着麦子和黍子；但大部分的地上是野草和芦苇”。“开平是个小地方，除了集日以外，没有任何重要性。从前它有城墙，有些地方还留有废城残迹，但颓毁已很久了。从芦台往开平的路上，最初五六十里地方很象从天津到芦台路上的情况”。〔7〕但是到光绪二十一年， 开平的自然人文景观已发生根本改变，由“阖村烟户只十八家”的乡野发展为“现已千计”〔8〕的工矿业专业城市：“地面上，工厂、仓库、洗煤机等很引起旅客的注意……”〔9〕。湖北大冶黄石在大冶铁矿未修之先， 仅有一条四户人家的所谓“谈心街”，几年后却“日跻富庶，人材蔚兴，屹然为扬子江流域一巨镇”〔10〕。江西萍乡安源也由人烟不稠的荒山僻野变为几万矿工和商民结集的“小南京”。乡村城市化潮流的涌动，不仅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城市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使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生态结构开始改变，近代城市不再像传统城市那样孤悬于荒野乡村之中，而是被一批相应的中小城市所拱卫，如以天津为中心包括唐山、秦皇岛等城市在内的华北城市体系初具雏形；以汉口武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带的初兴；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崛起；遍及东北各地的一批工矿专业城市和港口城市等等。早期城市化由此呈现出从乡村演化为小城市，再由小城市发展为中、大城市良性发展的兆头，正如斯本格勒谈到近代欧洲城市化运动时所说的那样：“小城市最终必定战胜附近的农村，它们以‘市民意识’渗入农村，自己却同时被人口更多、更活跃的居民点吞噬和征服。这些城市组成若干城市体系，有规律地围绕一个中心城市运转。”〔11〕 乡村城市化当然不只是自然、人文景观的简单改变，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经济生活在比自己高一级的生活方式面前向城市臣服，开始纳入城市文明体系之中。在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近代城市开始显示出自己的魅力：“城市只有在面对一个低级的生活形态时，才能作为城市而存在。这条规律没有例外，任何特殊情况都不能取代它。城市无论大小必定在其周围有乡村，必定把部分乡村生活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必定迫使四乡参加它的集市，光顾它的店铺，接受它的计量标准，向它的放债人借款，请教它的律师，甚至享用它的娱乐。”〔12〕洋务运动时期的城乡关系与西欧近代早期的这种情形颇多类似之处。首先是乡村经济受惠于工业化运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如左宗棠在兰州开办织呢局需要大量羊毛，兰州周边地区的商品化农牧业因此而获得发展。张之洞在武昌开办织布局，引进美国棉种，令江夏等10州县棉农“小心培植”，并采取对棉农奖赏的办法鼓励其种棉积极性〔13〕，有力地推进了武汉附近农村农业商品化进程。其次是一批新兴工矿、交通枢纽城市周边农村服务于城市的二、三产业勃兴。山东峄县自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在枣庄发现并掘挖煤矿后，四周居民一改传统单一的农业谋生方式，服务于工矿企业生产、生活的各种工商产业蔚然勃兴，“自矿物日有起色，赖以生活者数千家”。“数年之间，商贾流通，无业穷民皆得佣工糊口，即本地殷实绅耆，亦多集资附股，共霑乐利。 倘将来畅出畅销，分济轮船、机局之用，足供各处商民购运。”〔14〕这就是说，在峄县枣庄煤矿因此而产生了商业、工业、运输等多种新兴产业。江西萍乡亦复如此，除商业外，“挑挖民夫，转运船户，皆相应而增，国家因此兴利，小民即以此养生”〔15〕。在铁路沿线枢纽城镇，与铁路运输相关的各种服务性行业及人员也应运而生：“修路扫轨，升旗听电，收票验座，查輠敲轮，运煤添水，搬货物，运行李，卖新闻，贩茶果，伺应店客，巡察栈货”〔16〕等不一而足。第三，农村社会风俗和文化价值观念受城市的影响而发生缓慢的变化。在那些新兴工矿、交通枢纽城市的周围和大都市的近郊农村，近代工业文明不仅使乡民们尝试到与传统农业文明完全迥异的物质生活，而且带来了一系列观念的改变，如重农贱商、重义轻利意识，守土重迁观念、保守排外心理、宗法家族纽带等，都随着从商做工得到淡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崇俭尚朴的淳厚乡风为嗜奢华、喜淫巧的都市习尚取而代之。乡村生活都市化趋势有所露头。湖北蒲圻农村“自铁路四通，奇技淫巧，毕萃于都市，故近城镇者习奢华”〔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