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ed increases in general price level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ttracted widespread domestic and foreignattention.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asons for the priceincreases,the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Qing governmant,and theserious impact of the longterm compounded inflation to theQing's revenue systems.The author exposes the great changesunderway in 18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which only foretoldthe Qing's decline,just like so many other chinese dynasties,but also represented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decline. 18世纪前后100年间物价持续上涨， 这种现象在当时就引起了朝野上下以至来华外国人广泛关注。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月康熙帝论及田价、粮价时说：“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1〕雍正帝即位后，也注意到粮价的上涨， 雍正五年的谕旨提及：“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2〕。到18 世纪中，米价腾贵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至乾隆帝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特降旨令各省督抚陈奏原因和对策。地方大吏遵旨覆奏时，多提到各地物价上涨趋势。云贵总督张允随说号称“天下沃野”的巴蜀，米价原本极贱，“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止四五钱，今则动至一两外，最贱亦八九钱。”〔3〕贵州按察使介锡周奏称雍正四年（1726 年）黔省“京斗米一石不过四钱五分及五钱有零”，“现今丰收之年亦须七八九钱一石，岁歉即至一两一二钱至二两不等”〔4〕。 湖南巡抚杨锡绂是江西人， 他谈了亲身经历：“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 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今则必需五六钱”，他还提到了田价的暴涨：“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二十余两”〔5〕。除田价、粮价上涨外， 山东巡抚阿里衮还奏称：“凡布帛丝棉之属靡不加昂”〔6〕， 两江总督尹继善也奏称：“年来百物腾涌”，“无不价增”〔7〕。 18世纪物价的上涨趋势，在某些笔记小说中亦有所反映。钱泳《履园丛活》详细记录了苏南一带米价变动的状况：“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涨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复大水，米价虽稍落，而每升亦不过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六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无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8〕钱泳是江苏金匮（今无锡市）人， 身历乾、嘉、道三朝，他所记述的天下最富庶之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米价，从时间跨度上讲，恰恰是18世纪100年。 如以制钱为价值尺度衡量的话，那里米价上涨了大约3倍有余。 较之钱泳年纪稍长，且同为苏南人的洪亮吉〔9〕， 在乾隆季年回忆说：“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则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10〕他所述及的米价上涨幅度与钱泳大致吻合。乾隆末汪辉祖还提到他的家乡浙江“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11〕 第一注意到18世纪中国物价问题的外来人士似乎当属英国人乔治·斯当东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他作为英国首次正式访华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在中国短暂逗留期间曾作过相当细致的考察。斯当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物价显著提高。……根据过去传教士的帐目看，过去的物价比现在低得多。现在中国有些必需品的价格已经同英国差不多了。”〔12〕 总的来看，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从康熙晚萍的物价上涨，并不限于米谷，而是百物腾贵，无不价增，而侵续上涨，居高不下，已经不能用以往“丰则米贱，歉则米贵”之类的说法加以解释了。 到了19世纪初期，物价持续上涨对社会的严重影响愈益显著的时候，有识之士便开始从全国性的物价长期趋势来概括这一前所罕见的社会经济现象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觉罗桂芳撰文指出：“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间百物之估，按之于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币轻已甚矣。”〔13〕如果用现代术语表述的话，就是说18 世纪前后约100年间，价格总水平上涨了300%。桂芳长期主持政府财政工作， 并一度入值军机处。可以说，第一个对18世纪中国通货膨胀进行宏观描述的人正是桂芳。他的印象式结论不仅与乾嘉食些片断的记录基本一致，而且为现代经济史专家的研究所证实〔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