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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和表2中，与中国工业“进口替代”关系最密切的项目是棉制品、棉纱和棉花，在对此予以考察以前，我们先分析其它项目。 表1中，面粉、糖、烟叶等消费品进口量在1928 年以前是不断增长的。西方的消费习惯向通商口岸广泛地渗透，居住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和华人对此类消费品有强烈的需求，1913年时以上三项合计占进口比重的11.1%，到1928年时已达到16%。中国的面粉厂、制糖厂和卷烟厂尽管有较大发展，但大多为粗质产品，无法与洋货相比。1931年以后，糖、烟等产品的进口税率大幅度提高，其进口量随有减少，到1931年时，面粉、糖、烟叶三项的进口比重已经下降到4.5%的份额。 政府的关税政策优化了此类产品的“进口替代”条件。 近代工业的大步迈进和现代交通的迅速发展，使机械产品、钢铁等金属品、交通器材、化学染料和液体染料（含煤油）的进口量大幅度增长。在1913—1936年这二十多年间，机械设备的进口比重从1.4 %上升到6.4%，钢铁等金属品的比重从5.3%上升到13.2%，交通器材的比重从0.8%上升到5.6%，液体燃料（含煤油）的比重从4.5%上升到8.3%，上述诸项1936年总占44%有余。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因为有了国民政府财政关税的影响，对此类商品征收的关税偏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进口，否则其比重数可能更大。以上产品都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必需品，间接说明了中国工业“进口替代”的发展。 表2中，以“丝及丝织品”到“煤炭”之间的各项都是初级产品， 其间比重上的此消彼长并不能反映近代中国工业“进口替代”的成就，于此不作分析以免赘。 下面着重考察中国工业“进口替代”的骨干行业——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 表1显示，进口商品中变化最显著的是棉制品和棉纱。1913 年两项合计占进口总额的32%，计值18245万海关两。 其后两者下降的速度异常快捷，“一战”中的1916年占26.5%，世界经济大萧条前的1928年占15.8%，到1931年的时候不足8%，1933—1934年， 中国对进口的棉货和棉纱课以重税，到1936年仅仅占1.7%， 在中国的进口商品中已经微不足道了。这说明在棉纺织业中，中国国内自行生产的产品已基本可以满足国内的有效需求，不必依赖进口以抵不足部分。在棉纺织业中，尤其以棉纱进口比重下降为速，进口棉纱与进口棉制品之比由1913年的1:1.5下降到1936年的1:7.5， 说明棉纱的“进口替代”程度要比棉制品为高。 棉花的进口却在不断增多。1913年只占进口总值的0.5%，1921 年增长到了7.4%，1931年达到12.6%， 在中国进口商品比重中冠居首位。本来中国棉花生产在世界棉产国中占有重要地位，1926年中国棉花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0%（武育幹《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P52），但国产棉花的棉绒较短， 再加上内地交通不便运费偏高，所以国外长绒棉得以大量进口。棉花作为工业原料的进口支持了中国棉纺织工业“进口替代”的发展。 再看表2中棉纱和棉制品的出口情况。“一战”以前， 中国曾经大量地进口棉纱和棉制品，海关关册上根本没有棉纱出口的记载，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棉纱和棉制品1913年的出口比重仅为0.6%，以后历年累有增加。20年代，华产棉纱在印度、香港、荷属东印度等地找到了市场，也有一部分输往日本作进一步的加工；华产棉制品也在有大量华人居住的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香港、台湾开拓了市场。到三十年代，中国的棉纺织品甚至出现在非洲大陆和中美洲国家。1931年，棉纱和棉制品出口已占出口总值的4.9%，1936年尚能占3%。这说明棉纱已开始向“出口导向”方向发展。 现在将棉制品、棉纱和原棉的进出口情况结合在一起考察，见表3（资料来源同表1和表2）。 
表3显示，从1913年到1931年，原棉进口从13.3万担增至468.8万担，出口则维持在80万担左右，棉纺织品原料的进口增加了；棉纱进口从268.5万担降至4.8万担，出口则从无上升到61.8万担，棉纱不仅在当时条件下基本实现“进口替代”，并开始向“出口导向”发展；棉制品进口起伏较大，最低时1916年7070.3万关两，最高时1928年17034.5 万关两，但出口却从235.9万关两上升到1222.9万关两， “进口替代”状况紧步棉纱之后，1931年以后，尽管民族工业遇到困难，但棉纺织业仍有发展，棉纺织品的进口大量减少，1936年仅计929.2万海关两， “进口替代”步伐明显加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