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工业化运动兴起于落后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当时全国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但并非一贫如洗，国民收入中尚有一定剩余存在，成为资本形成的一个先决条件。近代银行资本的产生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以银行信用手段为主体的金融筹资活动是中国近代工业资本形成的一条重要途径，加快了近代工业化运动的历史进程。然而，这种资本的形成方式又给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30余年后，本国的新式银行业也应运而生。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无论是工业资本，还是银行资本，均获得长足的发展，从而带来了整个近代国民经济全面而徐缓的增长。这一历史的发展事实，已经得到不少中外学者的积极肯定，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在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演进过程中，银行资本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所扮演的又是一种什么角色？目前学术界对此尚存有较大的歧异，既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亦有既肯定又否定者。本文试图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具体测算银行资本在工业资本形成中所作的贡献，以求对该问题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一 在现代经济成长过程中，无论是生产投入的增加，还是生产效率的提高，都要由货币资金来推动，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的和持续的推动力。对于处在经济起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的作用更显重要。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提高生产性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刘易斯指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1〕罗斯托则将生产性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达到较高水平看作是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的重要标志，罗森斯担——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更强调了足够规模的资金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没有大规模的投资，就很难排除启动经济增长的最初障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严重困难恰恰就在于资金严重短缺。 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关键条件，那么，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是什么呢？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影响落后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很低，因而储蓄率也低，提高投资率受到严重限制；没有投资，国民收入又无从提高，这就是所谓贫困与低增长的恶性循环。外国资本的输入也未能有效地打破这种循环。随着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视野不断被拓宽，研究重点从单纯的投资推动转向了制度创新和结构变动，对经济、文化和政治交互作用的现实环境分析代替了模型式的纯经济分析，从而把积累不足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后进国家并不是一点儿也没有可储蓄的余地，富裕阶级有着极为奢侈、夸耀性的消费，他们手里握有大量金银宝石之类的财富。在低收入的一般大众中，也不是没有去朝圣和寺院烧香之类的超过生理需要的那部分钱财。”〔2〕实际上这里所缺乏的恰恰是把资金用于投资的欲望与动力。进一步的分析还揭示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是形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因为以土地所有权或政治权力为基础的收入分配关系，造成一种僵硬的财产制度和社会结构，阻碍了民众为扩大生产从事积累。因此，落后国家的资金积累不足，从根本上说不在于经济发展的现行水平，而在于社会经济制度或发展政策。 资本积累来源于储蓄。但是，储蓄仅仅是资本形成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发展经济理论认为，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途径和方式有各种各样，但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发展；而通过以信用手段为主的转换机制，把社会储蓄变成职能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种资本形成过程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民把收入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形成储蓄；第二阶段，将储蓄集中起来，即通过金融机构使零星储蓄汇集在一起；第三阶段，金融机构将资金贷放给厂商，用于购置机器设备、建造厂房。至此，储蓄才能真正形成资本，推动工业化运动向前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这里的后两个阶段实质上包含着一种如何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机制，与社会的经济制度或发展政策密切相联。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运动是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传统社会中兴起的，长期的积贫积弱，造成新式工业的初始资金来源十分困难，成为制约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瓶颈。这是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一致看法。但有待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是，这种制约因素的积成究竟是因为国民收入中没有剩余可供储蓄，还是因为虽有剩余但尚不具备将这种剩余导入生产领域的途径。也就是说，对照资本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近年以来，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包括工业化运动）发展的症结并不是国民收入中没有剩余可供投资，而是缺乏一种将剩余集中起来转化为投资的机制。这种看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至少澄清了一个方面的问题，即近代中国并不是一贫如洗，尚还有相当可观的储蓄潜力。据一位外国学者估计，抗战前中国的国民收入中扣除人民的基本消费之后，潜在的剩余当不下1/4〔3〕。这个比例可能偏高一些， 其所依据的资料及估计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推敲，但若按此比例推算近代中国的国民收入剩余，将是一笔令人乐观的财富。另据国内学者刘佛丁先生等人的研究，近代中国几个代表性年份的国民收入额（按1936年币值计算）如下：1850年为181.64亿元，1887年为143.41亿元，1914年为187.64亿元，1936 年为257.98亿元〔4〕。 据此估计1936 年以前中国每年的国民收入剩余大约在36亿元至65亿元之间。这仍然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是一笔虽然极有可能存在、但却无法加以利用的财富。然而，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有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国民收入中肯定有剩余存在。据张仲礼先生估算，19世纪末，当时中国最富裕的阶层——仅占全国人口2%左右的绅士阶级， 每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普通人民收入的16倍〔5〕。 又据美籍华人学者郝延平先生测算，鸦片战争后活跃于各通商口岸的洋行买办大约只有数百人，但他们从1842年至1894年累计积聚了约5.3亿两的巨额财富〔6〕。在中国内地，还经常见到一些地主、富商为防不测而将金银窖藏于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