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历史地理研究 当今四川，在唐代分属剑南、山南、江南三道，计剑南道领益、蜀、彭、汉、绵、剑、梓、遂、普、资、简、陵、邛、眉、雅、嘉、荣、泸、戎、黎、茂、龙、扶、当、松、静、柘、翼、悉、维、隽等31州，山南道领夔、万、忠、集、通、开、壁、巴、蓬、渠、涪、渝、合、利、阆、果等16州，江南道领南、溱、黔、3州，凡50州之地， 约占当时全国315州之12%〔1〕。 四川蚕桑丝绸业历史悠久，是我国丝绸发祥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锦的生产即很兴盛，成都因此被美称为锦城，所产特称蜀锦。汉魏已降，蜀锦享誉海内，有口皆碑。在历史发展中，蜀锦工艺不仅对今贵州境内少数民族的纺织业有重要影响〔2〕， 而且对江南锦的兴起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 入唐以后，四川蚕桑丝绸业形势尤为喜人，其主要特点如下： 1.产地扩展迅速 《隋书·地理志》记天下风俗物产，于古梁州凡31郡，其清化、通川、宕渠、同昌、义城、平武、汶山、蜀郡、临邛、眉山、隆山、资阳、泸州、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隽、黔安等22郡今属四川，而“水陆所凑、货殖所萃”，所谓“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牟于上国”者有蜀郡以下15郡，这15郡无疑为蚕桑丝织区，占22郡的68%。据贡、赋及有关资料，唐代四川贡赋锦、绢计42州，即：益、蜀、彭、汉、绵、剑、梓、遂、普、资、简、陵、邛、眉、雅、嘉、荣、戎、黎、茂、龙、扶、当、松、静、柘、翼、悉、维、隽、忠、集、通、开、壁、巴、蓬、渠、合、利、阆、果等州〔4〕，蚕桑丝绸区占50州的84%。可见， 唐代四川蚕桑丝绸产地比隋代扩大16%。唐代全国产蚕桑丝绸凡185州〔5〕，四川占22%，其比重在全国也遥遥领先，故唐人有“蜀桑万亩”〔6〕之说。 唐代四川蚕桑丝绸产地不仅分布广，其发展深度亦不凡。成都丝织业发达，桑林茂密自不待言，离成都不远的资州桑柘成林〔7〕， 绵州更是“桑麻覆细田”〔8〕。以上是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区， 而盆地边沿地区，史载利州“刺史崔朴常乘春与宾属泛舟益昌（今四川广元西南），索民挽纤，易于（益昌令何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9〕为不误农时， 保证农民耕种养蚕，县令亲身代农民服役，这虽是循吏难得可贵品德，然也反映当地蚕桑业也和农业一样受到重视。诗人薛能《嘉陵驿》（在今四川广元）云：“蚕月缲丝路，农时碌碡村”〔10〕，使人仿佛至今仍听到驿道边的一片缲丝声。又剑州一般民户家都有缲丝车，并织绸纨〔11〕。前已指出唐代四川42州有蚕桑丝绸。42州中除忠州外，均赋绵、绢。然实际上忠州也赋绵绢。白居易《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诗：“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自注云：“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田给禄食，以黄绢支给充俸。”〔12〕而处盆地西缘的邛州以及当川西高原的隽州除赋丝织品外，还贡丝布进入产丝绸高级制品的行列，这都反映唐代四川丝绸产地发展深度已达到相当水平。 2.丝绸产量可观 史载定州一年贡细绫等1575匹〔13〕，甚为人称；然益州每年“贡春彩十万匹”〔14〕。春彩是一项特种税收，征收内容包括罗、绸、绫、绢等，数量有明文规定，这是在李林甫为中书令时便作为“长行旨”定下的〔15〕。至德元载（756），玄宗逃蜀途中， 军心不稳，正是靠这十万匹春彩作赏赐，感动了军士，使玄宗得以顺利到达成都。另河北道贝州（清河郡）是唐重要丝绸产地，唐前期为“北库”所在地，库存“当郡彩绫十余万”〔16〕，这十余万匹彩绫是历年积累，非一年所出。比较而言，益州丝绸产量似胜于定、贝州。又安史乱后，“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17〕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度支每岁于西川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太和三年（829），南诏攻陷成都， 掳去工匠巧儿数万，使四川丝绸生产受到严重摧残。朝廷也只“令数内减二千五百一十”〔18〕，仅此一项，四川每年仍向度支交纳5千多匹绫、罗、 锦等高级丝绸产品，足见唐代四川丝绸产量可观。宋初“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19〕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是在唐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3.高级丝绸，工艺精绝：稀世珍品，价值连城 唐代四川丝绸生产，一般产品分布面虽广，除少数特色绢如阆、果州的重绢，梓州玄武县鹅溪的鹅溪绢外，质量都不高，依太府寺检验官的评估，全在6 等以下，而河南、河北两道的绢，全在5等以上〔20〕，相比之下， 实不能同日而语；然其高级丝绸生产，却极为可称，特别是蜀锦、蜀罗。蜀锦历史悠久，从战国以降历代蜀锦，以其质地厚重，艳美华丽，深为唐人喜爱。首先，是皇室诸王妃主服饰的重要原料。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太宗虽曰“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21〕。然十五年又令“于益州造绫锦金银等物”，引起魏征批评而置若罔闻〔22〕。玄宗时，少府监锦袍“令益州送纳”〔23〕，而“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服，以奉贵妃贺献因致擢居显位。”〔24〕故时人称“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25〕文宗太和间， 曾令“四方不得以新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26〕新样织成，即西川所产，所谓禁断，只不过官样文章。王建诗云：“遥索彩箱新样锦”，“遥索剑南新样锦”〔27〕。唐末诗人郑谷《锦二首》亦云：“舞衣转转求新样，不问流离桑柘残。”〔28〕足见有唐一代蜀锦都是皇室勒索对象。其次，馈赠蜀锦成为封疆大吏达到政治目的常用手段。宝应初，蜀中乱，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欲以利州刺史崔旰为部将，时利州属山南西道，严武遂遗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奇锦珍贝，价兼百金，献诚然之，令旰疾移去郡。”〔29〕永泰间，西山都兵马使崔旰攻杀西川节度使郭英义，朝廷以黄门侍郎平章事杜渐鸿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崔旰即对杜“卑辞厚礼，送缯锦数千匹”，杜即得利，又惧崔实力，竟将“军州政事悉委旰，仍连表闻荐”，崔旰不仅未受任何惩处，反而加官升职〔30〕。贞元间，韦皋“在西川，凡军士将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以银泥衣给其妻，又各给一万，死丧称是”〔31〕，史称其“善拊士”〔32〕。再次，唐时京师郎官均以服蜀锦制作之袍为荣。郑谷诗云：“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夺得始知袍更贵，著归方觉昼偏荣。官花颜色开时丽，池雁毛衣浴后明。礼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别占郎窠名。”〔33〕郑谷诗生动描绘了郎官们锦袍在身时的得意之情近乎忘形。由上可见唐时统治阶级从上到下普遍喜爱蜀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