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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出现。此时期已作为寺院“诸色什物”出现在寺院会算历上，同布、褐一样为较普遍的织物之一。常用作衣物支付手段等方面。但价格较高，数量亦不及布与褐等仍未普及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用度中。但的出现频繁且量大说明在全国范围内仍为沙州及西北地区有特色的纺织业。 第三，民间用度，民生所依赖仍是麻织物“布”及毛织物“褐”最为重要。布与褐不仅是最基本的穿着用料而且还有吊孝、断价、支付、结社、赈济等多种用途。 从沙州的地理、人口、民生及通盘经济状况来看，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传统性质的纺织业与其相适合。 从敦煌卷子中看，首先，丝、棉、麻、毛四大类纺织物品均有大量出现。需详加分析、辨别其来源、产地。其次，却无一卷提及纺织业具体情况，只能从侧面窥探，猜测。下面就分别简单叙述一下敦煌卷子中所反映的此四类纺织业及织物。 首先，历来认为河西无蚕桑业，特别是唐代·汪篯先生据《通典》、《食贷典》、《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研究隋唐埋藏丝产地的分布，认为陇右道非丝产地〔1〕。 丝织业的发达地区一开始在中原。唐宋时期，中原、江南、西蜀为三大蚕丝基地，富产丝织物。相对这些地方河西的丝织业则微不足道。这种分布当然与气候关系密切，中原、江南、蜀地均夏季炎热且生长期长，桑蚕一年数熟。因而其发达的蚕丝业扬名古今。但这并不能说明河西无蚕桑业。王永兴先生在《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一文中考证出在唐后期凉州（今甘肃武威）以白绫为贡，西州则以丝为贡。〔2〕可见唐代陇右道是有丝织业的。那么敦煌有无丝织业呢？论气候条件敦煌与凉州相似，应无太大差异。 在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商品贸易对普通人来说还是不经常的情况。百姓则努力生产自己所需物品。因而栽桑养蚕就有了可能性。据《大唐西域记》载唐初蚕种已经传入西域〔3〕， 敦煌是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冲且自汉以来就为华夏人居住，桑蚕种的传入是没有问题的。在敦煌卷子中无专门记载，但仍有痕迹可考。 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前唐前期的卷子中有所反映。大谷2836号《长安三年（公元703 年）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中载：“……其桑麻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望请检校荣田官，便即月别点阅萦子及布，城内县官自巡，如有一家不缉绩者，罚一回车驮远使。”可见唐初敦煌已载桑种麻，可推断可能有蚕丝业。记载唐开元、天宝年间沙州会计历的P3841号，P3384号背，有“壹拾肆屯小绵”、“陆屯大绵”、“叁伯贰拾柒屯壹拾铢大绵”等关于绵的记载。绵是丝纺织的原料，若无丝织业，其原料又有何意义呢？在吐蕃占领时期将敦煌按部落编制管理其中有一为丝绵部落。P3491 号《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丝绵部落百姓阴海清便麦粟契》、P3613号《申年（公元804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记》中也载有“丝绵部落”。 这一丝绵部落的名称也许与丝绵生产加工有关。 P4638 号《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中载：“畎平河之溉济，蚕赋马鸣。今则月德扶身，岁月应会；桑条小屈，敏事严君；棣萼相垂，高门庆及”，以及“更有山庄四所，桑杏万株”。可见载种桑树是富家炫耀其财富的内容之一。 在吐蕃时期记载施舍的一卷子P3583（13）中有“新绵半两”可见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有蚕桑业，归义军时期P3720《张淮深造窟功德碑》中有赞美之辞云：“居尊不弃于蚕桑， ”还有P5007号有一佚题诗， 写张议潮光复之后的敦煌景色：“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扬柳花。仕女上□天宝髻，水流依旧种桑麻，雄军往往施鼙鼓，斗将徒劳
狁夸。”这些材料中均提及敦煌有桑树。 以上材料表明敦煌在古代，至少唐代以来就有栽桑养蚕之业。但是这种零星可见的蚕丝业毕竟无法与内地相比。因而敦煌的丝织品主要还是来自内地。 唐代时因军事需要有专门的向西域运输布帛的体系，其中河西地区成为供给军需物资的兵站基地〔4〕。P3714 号《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八月九日传马坊牒案卷》就反映了传马坊运送帛练的情形。到了唐中后期马坊递送体系转变成由客商进行运送〔5〕。 通过此类手段内地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敦煌，作为必经之地亦多有内地丝织品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