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其地理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别。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其西、北、东顶点直抵高要、清远和惠东，大致包括广州、佛山、珠海、深圳等近三十个县、市。从便于选取材料的角度出发，本文拟取其广义。 六朝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开发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在前代开发的基础上，由于大量汉人越岭南迁和六朝政府卓有成效的政策措施，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举凡稻作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手工业生产诸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特别是海外贸易异军突起，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更加充分地显示了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繁荣局面。下面试分而述之。 一、稻作农业的发展 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早期开发，在稻作农业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农田的开发、耕作方式的改进和水稻新品种的出现。 农田的开发。珠江三角洲的农田开发史是与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发育紧密相联的。六朝时期，冲积平原的面积逐渐扩大，为大批南迁的汉人提供了用武之地，珠江海湾沿岸地带逐步得到开发。三国时，吴设平夷县于海湾之西，两晋时更名为新夷。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 年），更置东官郡于海湾之东。南朝宋另设盆允县于今新会之北，并作为新建新会郡郡治。齐时东官郡徒治怀安，原地改设宝安县。梁时博罗县移至今东江边新址。这一时期众多的墓葬材料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1980—1990年十年间，深圳共发现古墓葬220座， 其中属于先秦时期的3 座，汉代主要是东汉的15座，东晋南朝152座，隋、唐、宋、元各代的21座。〔1〕东晋分立东官郡，辖六县（含宝安），郡治、 宝安县治同设在深圳南头，使这一带逐步得到开发。居住在珠江三角洲周边丘陵和台地的俚人，由于耕作方式的变革及“逃亡入蛮”的汉人影响，更多的人转向农业。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巢居崖处，尽力农事”，〔2〕开拓垦殖，使农耕区由冲积平原逐渐扩展到深山腹地及僻远地区。 耕作方式的改进。六朝时期珠江三角洲农业水田耕作方式的改进，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革新和施肥技术的进步等方面。196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广东连县西晋“永嘉六年”墓发现的陶水田犁耙模型，反映了当时水田耕作技术的进步。〔3〕据研究，耙属于耖耙， 在横把下面有六个较长耙齿，可以深入土层，划碎那些经犁翻动而未破碎的土块，起到碎土、平整稻田的作用。使土壤松软，渗水性好，有利于水稻的栽培与生长。〔4〕这说明其农业生产已由粗放经营进入精耕细作阶段。 虽然珠江三角洲没有同类农具出土，但由于该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秦汉以来农业生产技术一直居于岭南地区前列，而且从佛山和广州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来看，已经相当平整。〔5〕故推测珠江三角洲可能早已应用了这一先进技术。 珠江三角洲在秦汉时期已注重利用人畜粪肥和野生绿肥。六朝时期，在广辟肥源，栽培及利用绿肥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从利用野生肥发展到人工栽培绿肥。晋人郭义恭《广志》中介绍了南方在稻田种植苕草作为绿肥：“苕草，色青黄，紫花，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这就是现代提倡的冬种绿肥苕子，其叶可供食用，根梗可以用来肥田。 水稻新品种的出现。早在汉代，珠江三角洲的水稻已有籼稻、粳稻等品种。从六朝文献来看，又增加了糯稻。《南方草木状》〔6〕记载以草曲“合糯为酒”。即有糯米酒的酿造，说明当时已有糯米的品种了。葛洪《抱朴子》曰：“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7〕所谓“九熟之稻”，乃是指不同品种在不同时间内收获，而非一年九作。郭义恭《广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
稻、蝉鸣稻，七月熟。稻有盖下白，正月种，五月获，获其茎，根复生，九月复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汉稻，七月熟。此三种大且长，三枚长一寸半。”〔8〕仅此即有八个品种。当时的耕作制度是一年三熟。《广志》曰：“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9〕 耕地面积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改进，三熟制和水稻新品种的出现，都大大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三国吴时，苍梧、南海一带，“风气绝患，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10〕《水经·温水注》称其地“米不外散，恒为丰国”。梁末，陈霸先从始兴出兵北上讨侯景，曾预筹军粮五十万石，后来分出三十万石资助王僧辨军。〔11〕五十万石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据《隋书·食货志》载，聚居一百四十万人口的梁都建康，城内七大官仓贮粮总数也不过五十万石。其后，陈霸先又以陈拟、胡颖等留守岭南，“共知后事，并应接军粮”。〔12〕作为岭南农业较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必定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经济作物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各种亚热带水果的广泛种植，虽然其中有些品种早在秦汉时期即已被岭南劳动人民开发出来。但其在珠江三角洲得到推广普及当在六朝时期。因为六朝文献中对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区域已有相当明细的记载，这一方面与当时人口发展和行政区划的增置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对于这些地区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以及这些地区经济开发的特色。试举几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