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价格历来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物价能否相对稳定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我国古代，国家重视市场价格的管理工作，一直把它作为市场管理的首要内容。国家对市场价格的管理运用了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等多种手段，既有宏观管理，又有微观管理，其经验教训对做好物价管理工作颇有借鉴意义。 一 市场价格的宏观管理，主要是调节对市场价格起决定作用的供求状况，间接影响市场价格的变动。这种调节以经济方法为主，包括控制货币质量和数量，调整税收，实行平粜（籴）、平准等内容。其中，平粜（籴）、平准政策历代多有实践，意义影响最大。 平粜、平准经济政策的内涵，是国家建立粮食和其它重要商品市场价格平抑基金，举办粮食和其它商品实物储备，在供求矛盾突出，价格波动厉害时，对市场进行吞吐调节，当商品供大于求、价格下跌过猛时，国家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储备；当商品供小于求、价格上涨过暴时，以低于市价出售储备货物，从而将物价控制在一定幅度内，保护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维护国家利益。 这个政策或制度肇端于西周。国家在市场上设立泉府，“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1〕。 就是用在市场管理中征收的各种税金和罚款作为基金，按市价收购滞销货物，标明原价待售。 春秋战国时代，平粜（籴）政策正式出现。经济学家计然提出平粜、积著理论，主张国家储积粮食，控制粮食买卖及其价格，丰年粮价过低，加价收购，欠年粮价过高，减价出售。越国采纳其策，“修之十年，国富”〔2〕。魏国政治家李悝又提出并施行“平籴法”， 按年成好坏确定粮食购销比例，增强了国家吞吐粮食的预测性和计划性。西汉宣帝时，根据平粜（籴）理论与实践经验，创立常平仓制度，由国家投资在各郡县建立常平仓，“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民便之”〔3〕。汉代以后，常平、 平粜、和籴或其它类似政策制度作为调节粮食供求、平抑粮价的重要举措而被各代政府屡加施行。 “平准”是平粜（籴）范围的扩展，即国家对各种重要商品进行吞吐调节，控制物价。《管子·国蓄》中已有“准平”观念，准平就是平准。汉武帝时，桑弘羊主持财政，首次实行平准政策，“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王莽时，又提出以“市平”（国家定期制定的商品价格）作为开展平准业务的依据，“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价取之，毋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价卖与民。其价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4〕。汉代以后， 平准政策仍有施行。唐代刘晏主持财政期间，“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5〕。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根据前代平准理论和政策， 创行“市易法”，“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主要内容：“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6〕，“敛市之不售、 货之滞于民用者，乘时贸易，以平百物之直。”〔7〕 实行平粜（籴）、平准、对调节市场供求、平抑物价作用甚大，特别是在政策制度贯彻执行得较好的时期，效果尤为显著。但是，这项重大政策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究其原因，一是剥削阶级的国家，其统治多腐朽，使一些利国利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形变质；二是国家要应付日益增多的皇室、贵族、官僚、军队的开支，投入的平抑市场价格资金不足；三是追求财政收入，削弱了平抑物价的功能。后者是政策本身的最大缺陷。 古代国家控制物价的政策措施，几乎都包括财政目的，平粜（籴）、平准也不例外。越国行之十年，就使“国富”。显然，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桑弘羊承认实行平准、均输等政策，是为了“番货长财，以佐助边费”〔8〕。实行以后的最大成效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刘晏厉行平准法同样肩负着“常操天下盈资，以佐军兴”的重任，结果也曾做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9〕。王安石预测：“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10〕财政目的也非常清楚。正是由于政策目标定位不一，往往使平粜、平准活动的重心滑向追求财政利益一方。如市易法，在实行中严重偏离平抑物价的本意，市易司把平准业务变成了商业营利活动，“乘时贸易”时又滥用行政权力，反而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而民不胜其烦矣”〔11〕。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达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却显现不出来。国家既参与市场吞吐，当然可以寻求市场价格调节基金的增值，但必须与营利划清界线，而且增值幅度要合理，增值部分应全数用于扩大调节市场的规模上，只有这样，才能在不追加平抑市场价格基金的情况下，保持并增强干预市场的能力。历代政府未能处理好这些问题，所以，平粜、平准举措面对广大的市场，只能是杯水车薪了。 二 古代市场价格微观管理的主要内容是管理价格评定，实行明码标价，禁止价格欺诈等。 1.价格评定管理制度 价格评定管理制度在唐以前、宋以后有较大的差别，或者说有不同的特征。对此，学界似未充分注意并加以评说。 唐代以前，价格管理的特征是商品由国家定价（限价），政府对商品直接定价一直是价格管制的中心内容。 周初，文王提出“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的市场管理政策，就是指交易要公开，市政官员要权衡各地物价，以便确定合理的价格标准。灭商之后，武王、周公继承文王的政策。“市有五均，早暮如一”〔12〕，即商品价格由“五均”官吏管理，早晚相同。据《周礼》记载，市政官吏每次开市时，要对商品“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价，然后令市。凡天患，禁贵卖者，使有恒价，四时之珍异亦如之。”〔13〕也就是按商品质量规定其价格，商品经定价后，才准交易；天灾或商品供应季节性大波动时，严禁卖高价。另外，在价格管理方面，周代已有“命市纳价”的做法，市官要向周天子呈报市场物价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