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顺利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实现了赶超欧美工业大国的宿愿。日本经济的成功，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在的因素，其中包括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回顾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那就是正确的政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多次争论中，在不同观点针锋相对的辩论与较量中脱颖面出的。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较大的争论： 一次发生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战后日本有较大的人力资源，但它却是个自然资源极端贫乏的国家。这决定着日本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即实现本国人力资源和外国自然资源相交换，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经济现代化。但是究竟选择什么样的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呢？很多人认为当时在劳动力过剩而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选择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重点产业，这符合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但当时主管重点产业选择的通产省官员却“解放思想”，他们大胆提出应该选择重化工业作为重点产业。这种观点经过历史检验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被视为“奇谈怪论”。1949年9 月在一次讨论“产业合理化”的阁僚会议上，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和通产省的经济官员就日本是否要大力发展轿车生产问题展开辩论。一万田认为，既没有资金、技术，也没有能源的日本，发展轿车工业是无稽之谈。按照国际分工的条件，日本所需的轿车从美国进口比自己生产有利，日本重点应发展轻纺工业。他明确提出：“轿车工业无用论”。但通产省官员则认为，能否发展轿车工业，关系到日本机械工业及整个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高，关系到能否把日本汽车工业培育为可以同欧美相抗衡的战略出口工业。因此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扶植轿车工业论”。两种观点之对立，可以略见一斑。直到1952年通产省制定出《企业合理化诸问题》文件后，争论才告结束。该文件明确指出，要从长远打算，把重工业，特别是汽车等作为发展出口主导产业。当时日本许多的企业家也顺应了这一政策。如川崎制铁公司社长西山弥太郎不顾日本银行的反对，自己筹资兴建了日本第一座现代化钢厂；丰田汽车公司社长石田退三首建小汽车大批量生产专厂；本田技研公司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引进了摩托车生产的最新设备。日本重化工业的基础由此确立。 另一次争论发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50年代日本虽然经历了“战争景气”、“神武景气”、“生产景气”等经济繁荣期，但当时日本国内仍普遍存在经济发展的悲观论调。不少人认为根底浅的日本，经过几次繁荣之后将进入低速发展阶段。1957—1958年世界经济危机也加重了悲观论，使其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大多数学者也认为，现在已经不是经济恢复时期，经济不可能出现高速增长，只能以较低的速度发展。但是以下村治为代表的少数经济学家，却在1958年提出“历史勃兴期论”，认为日本经济正处在“勃兴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样日本学术界就出现了“低速增长论”和“高速增长论”两大派别的论争。 下村治认为，日本企业包括技术革新成果在内的设备投资数量大，效益高，扩大出口的前景也极为广阔，因此国民经济完全有可能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尽管当时出现了生产过剩，但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可以解决，因此，他主张采取减少失业，扩大就业，用高工资、高收入和缩小大中小企业间收入差别等措施来提高消费水平，刺激生产。 日本首相池田勇人采纳了下村治的见解，于1960年12月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措施。6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特别是从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出现了连续57个月的高速增长。1966—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接连超过法国、英国和原联邦德国，一系列工业产品的产量、质量跃居世界前列，日本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从此确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结果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到1970年为止的10年内，居民平均每人的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1倍。 人们追求的耐用消费品也从“三大神器”（即收音机、电风扇、电冰箱）过渡到“三C”（即彩电、 空调和小汽车）。 日本战后出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两次争论，具有特殊意义，如果没有第一次争论，不发展钢铁，汽车等重化工业；如果没有第二次争论，不采取加快发展的战略，那么日本今天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将是另一番情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