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江汉平原明清时期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作了较系统的考察。指出该地明清时期在农业全面开发之后，有大量米粮、棉布和少量棉花输出，于是吸引了以徽商（贩米）和晋陕商（贩棉布）为主的外省商人和以武汉附近地区商人为主的省内商人积极参与江汉平原与境外的商品交易活动。这种商业活动不仅有利于加速江汉平原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也促进了该地农村市镇的繁荣，具体表现在市镇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和种类多样化方面，并出现一些小型专业市镇。然而该地的一切商业活动均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的输出和境内外物质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的功能显得过于单一，反馈于农村则不利于该地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的樊篱，因而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 江汉平原是湖北境内一块肥沃富饶的冲积盆地，它自东租西包括今黄梅、武穴、蕲春、浠水、黄冈、鄂州、新洲、黄陂、武汉、嘉鱼、孝感、汉川、广水*、洪湖*、仙桃*、天门*、潜江*、监利*、石首*、公 安、江陵、沙市、松滋、枝江、当阳*等县市。 江汉平原不仅是湖北省的经济重心所在，也是驰名全国的经济区，该地区县级市（带星号者）的密集分布就表明了其经济地位的重要，同时也说明其发展潜力巨大。然而江汉平原历史上的开发却只是明清以来500多年的事， 相对于其它发达经济区而言，起步较晚。江汉平原的农村商业活动和市镇发展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并臻于繁荣。本文拟就当时农业开发、商品发展与该地区市镇发展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一粗略的探讨，以期能对今天湖北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明清江汉平原农业开发概述 江汉平原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其经济的发展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楚庄王问鼎中原倚靠的正是以江汉平原为腹地的楚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当时江汉平原的经济实力与吴越所属地太湖地区可谓不相伯仲，因此能够几度称霸。但好景不长，楚亡以后，该地即一蹶不振，而太湖地区则日渐发达，宋元时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最重要的粮食产区。进入明清以后，太湖地区的粮食生产逐渐被丝、麻、棉生产所取代，由粮食出产区变为输入区，以此为契机，江汉平原的农业逐渐走上了以输出米粮为主要特征的全面开发之路。 明清两朝持续未缀的移民是江汉平原农业开发的生力军，这些移民包括①战乱造成的难民；②灾荒导致的饥民；③和平时期由人口密度高、粮食紧张地区（如江浙一带）流向人口密度低、容易觅食的江汉平原地区的自由移民。这些人构成了移民的主体。较次要的移民还包括：④政府有组织的移民；⑤经营工商业而定居者；⑥为宦荆州而落籍者；⑦削籍后的明代藩王世系及分散各地的清代八旗占领军后裔。这些移民人数虽然不多，但显示出该地移民成份的复杂性。其它类型的移民还有短期的流民佣工等。 以上成份各异的移民其地区来源也十分广泛，其中最突出的是江西移民约占移民半数以上，其它地区的移民则多业自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等地。各地移民进入江汉平原的动机也不尽相同，“东南之人以觅利至，西北之人以避地至”〔1〕。很显然，“觅利”的“东南之人”对江汉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类移民中的手工业者为江汉平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商业工作者则活跃了江汉平原的商品经济。从广泛出现于江汉平原各地方志中的占谷（福建）、江西早、苏州晚等水稻品种看，如果真如稻名所示，这些品种确系各地移民传入，则这些移民所引进的新的作物品种，对提高当地粮食产量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大量移民的不断迁入及移民与土著的人口自然增殖使得明清江汉平原的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大致趋势是明代增长较慢而清代较快，由明代的180万左右猛增至清后期的1865万左右，增加了十多倍， 从而使得江汉平原的人口总量在湖北全省乃至全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2〕。 移民群趋江汉平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该地存在大量可以垦辟的湖荒，加之明清统治者对垦辟湖荒又给予免税或低税的优惠条件，于是“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闲田隙土，易于购致，稍稍垦辟，岁月寝久因攘为业。又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二十里而租不数斛，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以自固，家富力强则又增修之”〔3〕。开垦湖荒所成之田即垸田，垸田是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特有的土地利用方式，该两地区农业经济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垸田的开发。江汉平原大规模筑堤围垸系肇始于明初且几与境外民大批移入同步，“明兴，江汉既平，民稍垦田修堤”〔4〕。这与明初重视兴修水利的政策有关， 明太祖曾多次诏令“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5〕。 永乐三年又规定“凡开官田，夏税麦二升，秋呈米三斗”〔6〕。以轻税刺激人们开垦湖田。 明政府还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如“正统间知府钱昕筑黄潭堤数十里”、“新开堤明成化时修，正统间布政使周季鸾重筑”、“知府吴彦章重修李家埠堤”〔7〕等，这些堤统称万城堤，即今荆江大堤的前身，为整个江汉平原的屏障，其存毁直接关系垸田的兴废。如果说众多湖荒是吸引大量移民开发垸田的主要原因，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则又为垸田的持续垦辟提供了条件，循环往复，以至逐步形成本地区农业生产中垸田经济的历史特色。 正因为垸田是围垦湖荒而成，其种植水稻的目的就很明显了。江汉平原水稻生产的发展与垸田的大量垦辟密切相关。明清江汉平原的水稻生产除表现在由于围垸造田使种植面积扩大外，还表现在种植制度的改进、品种的增加和产量提高、稻米大量输出等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产量提高主要表现在总产增加而不是单产提高。在明清两朝，江汉平原的水稻单产一直徘徊在2石即268斤左右，只是偶尔略呈上升趋势，但总产则由明成化时的17亿斤上升至清雍正时的37亿斤，继而上升至同治、光绪时期42亿斤的高峰。据推测，在人口压力尚不紧张的雍正朝整个江汉平原可供流通的稻谷高达23亿斤之多，构成“湖广熟，天下足”谚语得以广为流传的丰厚的物质基础〔8〕。江汉平原因此得以与洞庭湖平原一道取代太湖地区而成为清代全国最重要的米粮输出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