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汉商品经济发展、演变，历经西汉前期、中后期及东汉三个时期。西汉前期推行的放任无为政策及其社会经济环境，促使商品经济自由迅速发展。然其发展前途与巩固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方向背道而驰。故西汉中期统治集团采取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迫使商品经济变态发展，使之成为封建官僚地主经济的组成部分，沿着有利于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的轨道运转。从而奠定了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到东汉时期，即使封建国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商品经济也仍然因循这一模式，紧密依附于官僚地主经济运行。从此以后，商品经济完全失出了西汉前期那种独立品格与社会活力，与封建经济长期共存达两千年之久。 关键词 两汉时期 商品经济 从“专业”到“兼业”的演变 西汉、东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汉代商品经济从迅速到缓慢发展的历史进程，铸造出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一般形态，奠定了历代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一、西汉前期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汉高祖刘邦为了恢复发展生产，整顿经济秩序，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随着西汉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至惠帝、高后时期，全面实施放任无为政策，对商贾的限制逐渐放宽。孝文帝时，通关梁，弛山泽之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于是， 汉初的抑商政策到文帝时演变成“利商”政策。这一政策持续到景帝，武帝初年，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当时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一批工商兼营的盐铁大商人。盐铁是古代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任何时期都具有广阔的销售市场。在秦汉动乱之际，许多豪富趁机占领盐铁资源，经营盐铁生产和销售。到西汉前期，他们都成为家资巨万的暴发户。《史记·货殖列传》载其时有大冶铁家蜀郡卓氏、程郑，南阳孔氏，鲁曹邴氏。大盐商有齐刀间、东郭咸阳等。此外还有许多小盐铁商人在街头乡间兜售。 当时还有众多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大户。传称制浆出卖的张氏，致财千万；作胃脯销售的浊氏，车骑连横；加工贩脂的雍伯，家富千金。另具相当规模的酿酒业、屠宰业、纺织业、车船、漆器、铜器制造业等，其赢利可比“千乘之家”。可见手工业商品交换的繁荣。而且，这时还出现了一批经营田畜买卖的大富豪。如秦汉之际以囤积粮食起家的宣曲任氏，力事田畜而富裕数世。边郡桥姚、楼烦班壹皆致马牛羊数千群，以财雄边。同时各地还涌现了许多种植桑麻、巵茜、姜韭等经济作物的专业户，种植枣、栗、橘、漆、竹等果木的林业户及渔业户。促使大量农副产品上市。 这时还有更多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行商坐贾。他们分布于全国各地，著名者有洛阳师史，关中田啬、田兰、安陵氏、杜杜氏等。商贾们或远途贩运，或转手代销，促成各个经济区域诸种产品的交换，导致商品经济全面繁荣。 西汉前期商业的迅速发展与当时无为而治的“利商”政策有直接关系，但也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原因。首先，承战国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随着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体经济的形成，民间工商业冲破官府的垄断在各国迅速发展。由于“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经商可以比作工种田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驱使更多的人弃农经商。春秋战国时期的“通商宽农”政策及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社会需要，促使商品经济的迅速扩展。虽然秦及汉初为了保护以农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秩序，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商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不论封建国家采取多么严厉的行政手段，都是无法抑制的。何况从商鞅到汉高祖时期的抑商政策，都是采取强硬措施企图堵塞商业的发展，还没有找到由国家垄断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所以实际上是抑而不止，堵而不死，民间商业仍顽强地向前发展。特别是遇到西汉前期相对稳定而良好的政治环境，因而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更似“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 其次，全国水陆交通网及统一市场的形成。秦王朝动用全国民力进行大规模的水陆交通建设，来不及分享其社会效益就寿终正寝了。但到西汉前期，商品经济却坐收渔翁之利。由于当时人们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需要依赖市场供应的，仅是自己不能生产和受本地自然条件限制无法生产的物品，因此贩运性商业在古代占有重要地位。而交通便利是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史称汉兴，海内为一，“重装商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2〕可见全国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交往，有利于长途贩运，扩大商品市场和商品种类，并且能够缩短运输时间，加快商品交换的实现和资金周转，促使商品经济广泛而持久地发展。也许有人认为，西汉前期纵民铸钱，必然引起货币制度混乱而影响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其实，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就形成了自己的金属铸币制度，当时的铸币为铜质，有刀、布、贝、圆钱等形式，它们一般限于在各国的疆域内流通。然而贵金属黄金，已成为统一的价值尺度在各国通行，充当了“世界货币”的职能，当时黄金被广泛应用于大宗价值的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有力促进了全中国范围内商品经济的发展。秦统一天下后，进一步统一货币制度，明确规定黄金与铜币为国家法定货币。汉承秦制，更令黄金以斤为单位，孝文帝则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铸铜币四铢钱，其文为“半两”。虽然当时使民放铸会引起铜币制度一时混乱，但铸币为等值货币，是一种有价值的特殊商品，它们投入市场后同样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优胜劣汰，所以不久即形成“吴（吴王濞）、邓（邓通）钱布天下”的局面。而吴邓铸币“文字肉好皆与天子钱同”，〔3〕因而成为商品交换的通用货币。于是，全国水陆交通网及黄金、铸币等通用货币体系的形成，促使市场不断扩大，使商品经济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