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代的蚕丝业

      内容提要 我国的蚕丝业源远流长，商代把蚕丝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文从文献、甲骨文、考古资料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商代蚕丝业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

      商代蚕丝业新阶段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帛的国家。据文献记载养蚕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她“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1〕根据考古资料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已开始发明养蚕、织帛。进入奴隶社会后，蚕丝业发展很快，商代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本文试从文献、甲骨文、考古资料三个方面，浅析商代蚕丝业的发展状况。

      文献所见商代蚕丝业

      嫘祖发明养蚕织帛，是我国出现蚕丝业的最早文献记载，说明我国蚕丝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夏禹时，则出现了“执玉帛者万国”的可喜局面，“夏后氏之绸练”〔2〕闻名一时。在商代，除甲骨文外，记 述本朝历史的文献资料较少。孔子就曾深有感触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3〕因此， 我们今天要找到直接反映商代经济的可信材料是比较困难的。尽管如此，后世文献中，也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间接地反映出商代蚕丝业的发展状况。

      一、商朝初年，商汤祷于桑林的传说。先秦诸子的书，如《墨子》〔4〕、《荀子》〔5〕等都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唯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记载稍详，其文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6〕商汤祷雨的地点有成片的桑林，那 里应该是栽桑养蚕较为发达的地区。殷人重视蚕桑，卜辞中也有营造桑林的记录（详后）。

      二、伊尹生于空桑的传说。《列子》记载“伊尹生乎空桑。”〔7〕屈原在《楚辞》中发问：“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8〕《吕氏春秋》记载稍详：“有侁氏女子采桑， 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9〕这个生于空桑的婴儿就是伊尹。 郦道元所作《水经注》记载最详：“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梦神告之曰：臼水出而东走。母明视而臼水出焉，告其邻居而走，顾望其邑，咸为水矣。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献之，命养于疱，长而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10〕夏商之际，伊水之滨，在黄河中游，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伊尹出生于空桑之地，那里当是一个蚕桑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三、帝太戊时发生桑谷俱生的现象。《史记》载：“帝太戊立，伊陟为相。毫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11〕《论衡》：“殷太戊，桑谷俱生。”谷，即楮树〔12〕。古人迷信，以为桑谷俱生乃不祥之兆。这个传说反映出殷人对与桑有关的事是敏感的、重视的。

      四、后人在讲到商朝末年纣王的残暴统治及奢侈生活时，提到商代宫妃穿着华美的丝绸衣服。《管子》曰：“昔者桀纣时，女乐三万人，晨嗓于端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13〕《帝王世纪》说纣“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说苑》引墨子对禽滑釐说：“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纬，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唯锦绣絺紵之用邪？”〔14〕可见，丝绸已是商代晚期供王室奴隶主贵族享受的高贵华丽的衣着和装饰品，因而把“锦绣被堂”、“锦绣絺紵之用”归结为商纣王穷奢极欲，导致身死国亡的一条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文献资料表明，我国蚕丝业早在商代之前已有一定的生产基础，商汤建国后，统治者十分重视发展蚕桑，商代末期上层统治者已经穿上了华美的丝绸衣服，成为贵族们享用的奢侈品。

      甲骨文所见商代蚕丝业

      殷墟甲骨文是记录商王活动的资料，是研究商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下面我们根据甲骨文中的蚕、桑、丝、帛等字，考察甲骨文所反映出的商代蚕丝业的情形。

      

      

      

      

      

      考古所见商代蚕丝业

      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掌握了丝织技术，并开始了人工养蚕。我国早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牙雕小盅的外壁上就发现饰有编织和蚕纹图案〔32〕。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距今约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一个“半割的似丝的半个茧壳”〔33〕。八十年代在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件蚕蛹，同时发现既可理丝，又能打纬的骨匕70件〔34〕。1983年在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里也发现有炭化的丝织物〔35〕。北京平台上宅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陶蚕形饰〔36〕。八十年代在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玉蚕〔37〕。对前列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出土的与蚕有关的遗物，审慎的研究者还不敢轻易断为家蚕遗物。六十年代末期，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约距今四千七百年的绢片、丝带、丝线等丝织品。发掘者说：这些丝麻织品除一小块绢片外全部炭化，但仍保有一定韧性，手指触及尚不断裂。〔38〕经浙江纺织科学研究所专家对出土丝织物的鉴定，原料均为家蚕丝，绢片为平纹组织。钱山漾遗址里的丝织物的发现，确切的说明了我国早在四千七百年前就已经开始饲养家蚕，并且懂得用家蚕丝织造绢帛。（应该说丝织技术的掌握略早于蚕的家养，因为野蚕茧照样可以利用来抽丝）。1963年江苏梅堰遗址良渚文化层出土的黑陶器皿上有蚕纹装饰，共刻有形象逼真的玉蚕五条〔39〕。与良渚文化时代大约一致的甘肃临洮齐家坪齐家文化出土的二连罐的腹部有6条蚕纹〔40〕，其布局工整，疏密繁简错落有致，蚕身略 微弯曲，颇有蠕动之感。距今四千多年的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里也发现了玉蚕〔41〕。从前引资料可以看出，至迟约在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时（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四千七百年以上），先民们已懂得了养蚕、织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