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金史略

      滇金的历史颇为悠久。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西汉时期，滇人即已掌握了黄金的冶炼技术，并用黄金来制造剑鞘以及钗、钏等装饰品。东汉及两晋时期的一些学者，则将云南出产黄金的事实纷纷写入其著述之中。此后，无论是在历代官修的正史、政书、地志中，抑或在私人撰写的笔记、杂录、文集中，均有云南出产黄金以及古代滇人开采、冶炼黄金的记载。迄于近代，不少学者和地方官员还对当时云南黄金的产地、采选方法等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开发滇金矿藏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和主张。对古代和近代有关滇金的历史文献加以综合与分析，简要地概述滇金生产及其发展的历史，并对当今开发滇金作一些思考，这不仅是云南地方经济史研究的需要，而且对今后进一步开发滇金资源、发展滇金生产也是颇有裨益的。

      一

      滇金生产的历史始于何时？历史文献末作明确记载。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考古发现却对此作了回答。1955—1960年，考古工作者对晋宁石寨山数十座古墓先后四次进行了发掘，除发现数千件青铜器外，还发现了许多金质器物，主要有“滇王之印”、金剑鞘（木质包金箔）、金臂甲、金钗、金钏、金珠子以及金片饰等。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金器的来源，除“滇王之印”尚有争论（有人说它是西汉王朝颁赐的，有人则认为是当地仿制的）外，其他金器则均为当地制造者无疑。因为所有金器都有地方特点，其表面的花纹多与同时出土的青铜器花纹一致；而臂甲、剑鞘及兽形片饰等在其他地区更未曾发现过。〔1〕考古学家还对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年代作了推测，认为该古墓群出土的主要器物属于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8年）。〔2〕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揭示了滇金的早期历史，即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滇人已经掌握了黄金的冶炼技术，并用黄金来制造兵器的饰件以及其他的装饰品了。

      至于西汉时滇人用来制造上述器物的黄金是来自外地还是为当地所产者？从下面将要列举的古代文献中，我们看到：早在东汉初年的学者笔下已经有云南出产黄金的记载。西汉与东汉续相继，期期不远，西汉遗事多在东汉人著述中有所反映，这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因此之故，西汉时云南已经生产黄金，则是无庸置疑的。

      古代（西汉至清代中叶）滇金生产的情况，多见于汉晋以来的诸多文献。

      最早记载云南出产黄金的著作是东汉初年的学者、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哲学家王充（公元27—约97年）撰写的《论衡》一书。该书《验符篇》曰：“永昌郡（辖境包括今大理、保山、德宏大部分地区以及临沧、西双版纳部分地区）中亦有金焉，纤縻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采日得重五铢之金， 一色正黄。 ”永昌郡设于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此以前，西汉武帝时已开发了永昌地区，凿通了经博南由（在今永平境内）、渡澜沧江通往永昌的道路，派遣大批汉族移民进入该地区，并在这里设置了不韦等六个县，隶属益州郡管辖。迄于东汉初年，秦汉中央王朝推行的郡县制已在永昌地区实施了100多年， 当时称为“西南夷”的云南地区和贵州、四川部分地区已经与内地有了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西南夷”的人文地理、民俗风情以及物产资源等，已逐渐为内地人民所了解。因此，东汉初年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职的王充，在其著作中也就有可能记述永昌郡出产黄金的事实了。

      自东汉王充之后，关于云南出产黄金的记载，屡见于历代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西晋学者杜预（公元222—284年）在其《春秋释例》中写道：“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出金。”东晋史学家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所著《华阳国志》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以前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是一部很重要的方志巨著。其《南中志》曰：永昌郡“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宝石）、虎魄（琥珀）、翡翠……”；又“博南县（今永平县），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兰沧水，有金沙，以火融之为黄金。”南朝宋人范晔所著《后汉书》，其《西南夷传》曰：“滇有金、银、畜产之富”；其《哀牢夷传》曰：“哀牢夷（今腾冲、龙陵一带）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水晶）、瑠璃”；又其《郡国志》曰：“博南，南界出金。”《文选》卷四《蜀都赋》刘渊林注云：“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北魏郦道元所著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若水》曰：“永昌郡有兰仓水（今澜沧江），出西南博南县，兰仓水出金沙，越人（《华阳国志·南中志》作“越之”，即翻越博南山）收以（《后汉书》作“洗取”）为黄金。”唐代懿宗咸通三年（862年）， 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樊绰奉命入南诏国境内调查其军事布署，翌年写成《云南志》（又称《蛮书》等）共十卷。该书是留存至今的一部详备可信的南诏史著作，其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载了当时滇金的生产情况：“生金，出金山及长傍山（今片子西，恩门开江东岸）、藤充（今腾冲）北金宝山。士人取法：春冬间先于山上掘坑，深丈余，阔数十步。夏月水潦降时，添其泥土入坑，即于添土之砂石中披拣。有得片块，大者重一觔，或至二觔；小者三两五两。价贵于麸金数倍。然以蛮法严峻，官纳十分之七八，其余始归私；如不输官，诸递相告。麸金，出丽水（今云南境内之金沙江），盛沙淘汰取之。河赕（又称“睒”等，“睒者，州之名号”。据方国瑜考证，河赕“当在西洱河地区，盖为十赕之总称”〔3〕）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长傍川界三面山并出金，部落百姓悉纳金，无别税役、征徭。”樊绰所述，在所有古代文献中为最详备者。北宋欧阳修等撰写的《新唐书》，其《地理志》曰：“姚州（今姚安县北）土贡麸金”；又《南诏传》曰：“长川诸山（即上述“长傍川三面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丽水金麸金。”明人宋濂等撰《元史·食货志》曰：“产金之所，在云南省曰：威楚（楚雄）、丽江、大理、金齿（今保山南）、临安、曲靖、元江、罗罗（西昌）、会川（会理）、建昌（德昌）、德昌（盐源）、柏兴（威宁）、鸟撒（会泽）、东川、乌蒙（昭通）。”《元史·世祖本纪》曰：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朔，“云南省参政怯刺言：建都地多产金，〔4〕可置冶，令旁近民炼之以输官。从之。 ”至元十九年九月“丁亥，遣使括云南所产金，以孛罗为打金洞达鲁花赤。”又，《元史·食货志》还记载了云南及全国的金课额：“金课之兴，自世祖始。……在云南者，至元十四年，诸路总纳金一百五锭。”“天历元年岁课之数，金课：腹里四十锭四十七两三钱，浙江省一百八十锭一十五两一钱，江西省二锭四十两五钱，湖广省八十锭二十两一钱，河南省三十八两六钱，四川省麸金七两二钱，云南省一百八十四锭一两九钱。”可见，元代中后期，云南岁纳金课额居全国之首，占三分之一强。明人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卷下“五金第十四”条曰：“凡中国产金之区，大约百余处，难以枚举。……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见伴金石即可见金。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状”；“水沙中所出大者名狗头金，小者名麸金、糠金。……水金多出云南金沙江（古名丽水）。此水源出吐蕃，绕流丽江府，至于北胜州（今永胜），回环五百里，出金者有数截。”清人张廷玉等所撰《明史·地理志》曰：“姚安军民府大姚县西北有龙蛟江，源出铁索箐，一名苴沧江，产金，东北流入金沙江。”清乾隆时官修的政书《清朝通典》卷八《食货典》八曰：“金银矿课：云南永北府（今永胜县）属金沙江金矿，每年课金七两二钱六分。永昌府属上潞江金厂，额课金二十五两五钱六分。开化府属锡版金厂，额课金三十四两。”乾隆《开化府志》曰：“麻姑山（今马关县大马固）在府南九十里，其地产金。干沙坡在府南一百里，其地产金。”乾嘉之世任禄劝知县的檀萃在所著《滇海虞衡志》卷二《志金石》中曰：“金出于北金沙江，所谓金生丽水也。淘洗得之，工费正等。惟掘于平地，得金块大小而利赢。滇志所称丽江金沙江出金，姚安龙蛟江出金，永宁府出金，临安安南长官司出金，金于滇出为多。叶金、条金咸萃于滇，而累滇亦甚。前明中使藉采金、采宝并以虐滇，往往至于兆乱，亦可以鉴矣。滇南金厂三：一在永北之金沙江，一在保山之潞江，一在开化之锡板。”康熙十一年来滇任云南府同知的刘昆，久居云南，“据其身经目击”写成《南中杂说》，其中专列“金”项，曰：“滇水之产金者，曰金沙江；土之产金者，曰白牙厂。永北县采江金之法：土人没水采泥沙以漉之，日可得一二分，形皆三角，号曰‘狗头金’。采上金之法：土人穴地取沙土以漉之，亦日得一二分，状如糠粃， 号曰‘瓜子金’”等。除上引诸种史籍外，如《续博物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清一统志》、《清会典》等，也都有云南出产黄金的记载。惟其所记，或抄自上述史籍，或与上述史籍大同小异，兹不一一胪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