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先后被迫打开了国门，但由于两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同，因而，发展的结局也截然相反。本文从一个具体行业——丝绸业入手，系统考察了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丝绸业出现的不同结局：中国丝绸业丧失了实现近代化的良机，陷入了衰象毕呈、危机频仍的困境；而日本丝绸业则在桑、蚕、丝、绸各个环节全面实现了近代化，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王牌”和实现工业化的“摇钱树”。作者从六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1.政治变革的同步与错位；2.对外交接的精明与愚钝；3.“刀剑换算盘”与“盲人骑瞎马”；4.“民营官助”与“官督商办”；5.“外贸直营”与“间接贸易”；6.“文明开化”与抱残守缺。 一、依违于传统轨道的中国丝绸业 鸦片战争以后，蜂拥东来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忘记中国丝绸的市场价值，他们一面带来大量棉纱棉布冲击中国的土布市场，一面却又大力扩展中国丝绸的出口。 外国商人对中国丝绸的大量吸收，使得茧丝价格猛涨，造成了植桑育蚕与种植粮食之间收益的悬殊差距，“一亩粮田，若种成密桑，其利乃五倍于谷麦”〔1〕。在这种情况下， 民间原有的生产结构和营生习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和改变。有一条史料描述说：“江浙两省本驻织造局，专制上用物料，或有贵重精良之品，而居民不以过问，故蚕业终不大兴。发匪平后，各国通商，民俗奢侈，于是浙之嘉湖，踵事增华，桑者大盛。农夫废禾，不耕而食，比户千金。杭宁织户既争妍斗靡，贩者云集，而泰西各国亦来购取，岁入累千万，邻近艳羡，争相仿效”〔2〕。人们对蚕桑丝绸由冷漠到“艳羡”， 从“不以过问”到“争相仿效”，反映了在市场刺激下商品经济意识日渐深入人心的社会现实，反过来又成为丝绸生产发展的强效激素。许多农家废禾而桑，“以丝为田”〔3〕。 在蚕桑生产兴盛的同时，“乡人缫丝之法日益讲究”〔4〕， 使得土法缫丝的质量达到了极限。同治年间，东南蚕区兴起“作经”一行，将蚕丝加以复摇整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土丝条分粗细不匀，丝片长短不一的缺点，提高了出口土丝的身价，增加了它的附加价值。由上海出口的“金麒麟”土丝，原价每包白银310两，摇成干经后则可达500两。传统制丝技术的改良，使得土丝仍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大宗出口产品的地位，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出口生丝即使在最好年份也从未超过1万担，1845—1850 年间即已突破了这一记录，增至15000余担；到1875年增为79000担，到1895年又增为11万担，其中绝大部分仍是农家手工缫制的土丝。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传统土丝的一统天下开始受到新式厂丝的冲击。 丝织品出口的量与值也大幅度增长，20年间将近翻了两番：1873年，中国出口绸缎5797匹，价值2433038海关两；1883年增为11017匹，价值4689427海关两；到1893年又增为18560匹，价值8382481海关两〔5〕。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为丝绸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提供了比前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使之由稀疏的萌芽状态逐渐发育滋生，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经营方式。以苏州为例，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38年间，商业资本渗入丝织生产过程的“帐房”共有11 家；鸦片战争后到1911年的65年中，则有“帐房”57家，是战前的5.2 倍；为“帐房”代织的机匠由1840人增为7681人，是4.2倍； 纱缎产量由7372匹增为30900匹，亦是4.2倍；产值由217138元增为866271元，是近4倍〔6〕。在浙江，商业资本控制丝织手工业生产经营的现象也更为广泛，“放料代织”日见普及，“一种是自备织机一、二台到七、八台，由绸庄放料代织，还有一种是由绸庄将织机租给机坊，再行放料代织”〔7〕。另一著名丝绸产地南京，鸦片战争后“帐房”发展更快， 仅见于史籍记载的就有200余家，“各家租用织机，多者至二百台， 少者亦在数十台，是为缎业最盛时期，每年出产总值皆在千万元以上”〔8〕。在商品经济竞争场中，过去自产自销的独立小生产者——“现卖机户”，此时地位越发不稳定，原来“其营业与机工迥殊，皆系自备工本，织造纱缎货匹，零星现卖以为营业。其丝经原料既无须仰给于纱缎庄，而货品之织造亦不必假手于机工，故名为现卖机业”，如今则纷纷“兼织各缎庄之定货”，日渐向“恃帐房为生”的代织机户过渡〔9〕。 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丝绸行业的蚕桑、缫丝、织绸三道主要工序中，只有江南一些城市的丝织业里萌生了新生产关系的幼芽，尽管蚕丝商品化的程度日渐提高，蚕桑业与缫丝业却一直牢固地结合于小农经济的内部，停留在小农个体经营的阶段，从未出现过养蚕与缫丝相分离的现象〔10〕。鸦片战争后，中国蚕丝业逐渐根据欧美市场的需求，改组了传统的生产结构和流通结构，引进新式机器缫丝，以此为开端，蚕桑业与缫丝业开始分离，农村中的蚕农由过去的生丝缫制者向生茧出卖者转化。与此同时，缫丝业中则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是大机器生产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缫丝业中的这种近代化趋向，事实上是由三股力量推进着的，尽管它们各自怀有大异其趣的主观动机，但造成的结果却有某种一致性。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门户刚刚洞开，西方商人就已经要求改进中国生丝的缫制过程，以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美国商人率先把本国使用的缫车介绍到中国来，这种缫车虽没有动力设备，但车身经过改良，“用轴转动”，可以明显增加工效，提高质量。1861年，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家外国丝厂——怡和纺丝局，开始了在中国进行机器缫丝的尝试。据说缫出的丝质地优良，售价比欧洲生产的厂丝还高。70年代后，外商加快了在中国设厂缫丝的步伐。仅在上海，就有1878年的美商旗昌丝厂，1882年的英商公平丝厂和怡和丝厂，1891年的英商纶昌丝厂，1892年的美商乾康丝厂，1893年的法商信昌丝厂和1894年的德商瑞纶丝厂。连渤海岸边的山东省，1877年也出现了使用“最新式的外国机器”，并由“有技术的外国技师监督制造”〔11〕的烟台纩丝局。这些外商丝厂生产的厂丝，全部用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比中国的手工缫丝约高出20%至50%，平均每担要多卖白银200两。由此产生的高额利润， 当然大多落入外国老板的腰包。我们在对国家利权外溢表示关切的同时，似乎也应注意到，正是这些外商丝厂首先把近代缫丝工业传入中国，它所使用的先进机器设备和所采取的先进经营管理以及所获得的超额利润，都使长期来埋头于土法缫丝的中国人眼界大开，观念大变。李鸿章在应邀参观旗昌丝厂时，就曾受到很大触动，“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发生了很大兴趣”〔12〕。80年代末一家外国报纸写道：“中国商人之中，有些人在新建的（外国）缫丝厂中拥有股份，当他们看到新的工业很切实际又有利可图时，就决定在主要的产丝区建立缫丝工厂，并且倾向于扩大和改进这些企业”〔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