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纵横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欧洲大陆各国商品经济发展很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萌芽和成长，封建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开始解体，正迅速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时中国新的生产关系也开始在江南地区若干手工业部门萌芽，如苏杭和江宁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松江的棉布，驰名中外。在丝绸行业中出现占有生产资料的手工业主和靠出卖劳动为生的雇佣工人“两者相资为生”的情况。然而这种萌芽始终没有冲破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就其原因，除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专制政策外，明代的厂卫制度也是摧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开始兴起，社会经济逐步繁荣。采矿和冶炼技术的提高，推动了其他各行业的发展，商业也趋繁荣，这就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贪婪和不安，他们横征暴敛，派大批太监抽税和监督丝绸、棉纺、毛纺等行业的生产，激起了各大都市的市民运动。这种经济和制度的变化，严重地影响到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变化，地主阶级内部分裂出一部分代表新的工商业利益的“东林党”。这些变化无疑要与封建中央集权发生矛盾，封建的生产关系必然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压制和摧残。当时，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桎梏进步势力最凶恶的工具，就是厂卫。历朝宦官干政，阻挠社会发展进程，危害国家，使封建政权愈益腐败，明代尤甚。本文拟探讨明代厂卫是怎样对资本主义萌芽进行抑制和破坏的。 一 明代厂卫是统治阶级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工具。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推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使市场不断扩大。由于市场扩大，商业资本积累不断增多，必然要逐渐渗透到广大农村，造成农村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从而动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是人类文明的开端”。马克思也曾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1〕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虽然始终存在，却难以摧毁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农民则很少占有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下，形成的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经济，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样的封建经济基础，也就产生了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必然对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竭力摧残扼杀。他们感到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势力，即使是处于萌芽状态，对封建地主经济，封建专制政体也是很大的威胁。因而“重农抑商”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政策。明王朝也和历代王朝一样，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或绝大部分来自田赋，同时还通过直接剥削、无偿征发和调拨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就千方百计地维护封建社会的传统政策。朱元璋说过：“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足衣在于革靡。”〔2〕这就是明王朝制定整个经济政策的依据。 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专制政治制度，使皇权不断加强。朱元璋为了确保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废除丞相制，把中书省职权分散到六部，使之互相牵制，由自己总揽其内外。洪武15年（1382年）建立了特务组织锦衣卫，专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到了永乐时，朱棣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势，除继续使用锦衣卫外，又增设了东厂，由宦官主治。这样“厂与卫相倚”〔3〕，成为皇权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 封建皇帝直接派出厂卫的宦官到各地监察军队镇守四方的同时，还借助宦官干予经济，巩固皇权。这样厂卫不仅是效忠于皇帝的别动队，而且也是他们推行“重农抑商”的重要工具。 朱元璋虽然也知道宦官操纵政权弊多利少，重用宦官，很可能严重破坏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导致朝政大乱，甚至重演东汉末年和晚唐的悲剧，对社会造成严重恶果。对宦官的防范也十分严密，明确规定：“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4〕但在实际执行中还是重用宦官。洪武十年（1377年），当户部疏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八十处时，朱元璋便打破自己定的不准宦官干政的禁令，“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5〕。二十五年（1392 年）“命聂庆童往河州敕谕茶马”〔6〕， 这就是明代宦官在皇帝委派下干预财政的开始。到永乐时，厂卫不仅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7〕，而且在事关国家命脉的钱粮赋税上， 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永乐十九、二十年，又分别派遣中官会同廷臣核天下库藏和粮仓出纳之数。正统年间（1436—1449年），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场、市舶、织造，无处不有宦官染指。成化二年（1466年），“中官欲出领抽分厂”〔8〕， 这便是宦官企图直接管理税务的滥觞。封建国家正是通过这些来直接干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不允许商品经济在自由气氛中发展。农村的纺织业要受课役的盘剥和干扰，盐铁等矿业基本上是控制在封建国家手中的。嘉靖二十九年（1556年）规定：“盗掘矿砂，系山洞捉获，持仗拒捕者及聚众三十人，分矿三十斤以上者，以充军论处”〔9〕。万州素称发达的冶铁业，万历年间， 明政府“厉禁不已”〔10〕。明朝后期，封建政府基于田赋收入日低，不断在商税上设法补救，加紧对商人的剥夺，故使商税机关遍设各地。及至万历（1573—1620年）矿监税使遍布天下，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二 厂卫是充当矿监税使的忠实鹰犬。明代的厂卫直接受皇帝指挥，不必通过各级司法机关，不必办理正常的法律手续，就可以随便伺察和监视任何人的行动，随便捏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成批地抓人押人，对被抓人进行审讯，并施以各种酷刑，直到大批杀害。厂卫这种特殊地位，使它的权势远远超过了其它任何部门。掌管厂卫的宦官们便在张牙舞爪的龙旗下，不仅在政治上肆无忌惮，穷凶极恶，而且在经济领域里也巧立名目，滥征苛捐杂税。特别是对工商业横征暴敛，使整个生产力受到摧残，社会经济凋敝。正德年间，大太监刘璜通过“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而乐之”〔11〕， 取得了皇帝的宠信，以至使武宗”日与嬉游，茫不知悟”〔12〕，刘便“权擅天下，威福任性”，恢复了明中叶建立的西厂，命谷大用执掌，又令党徒邱聚掌管东厂。他还把一些原来停征的赋税重新征收，“横征之弊复起”〔13〕。此外，在苏州地区还恢复了织造官职，这些都严重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