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夏、商、西周时期，社会的生产、交换水平较低，因而城市规模普遍较小，都城、“大邑”的人口居住又相当分散，既无密封式的城郭保护，也缺乏充裕的财富来维持固守战斗；较小的宫城，只能应付突发的动乱、事变和袭击，暂时保护国君、贵族的安全，而无力抵抗强敌的持久攻打；所以三代的军事家在防御作战时，通常不采取固守城池的战术。沈尹戌关于“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国焉用城”的议论，反映了春秋以前青铜时代中国战争防御的客观规律。 【关键词】 宫城 内城 外郭 密封式规划 市 公元前519年， 楚国令尹囊瓦（字子常）为了防备吴国军队的入侵，在郢都增筑城垣，遭到贵族沈尹戌的批评，其语见《左传·昭公23年》：“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 沈尹戌所讲的，是国家防御的一些战略原则，如修明内政，重视农耕，亲附民众，杜绝奢僭，改善与邻国的外交，加强边境和交通冲要的守卫，保养好武器装备等等，认为这些措施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当时楚国的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执政者囊瓦聚敛无度，民不聊生，与属国唐、蔡的关系也陷于破裂，蕴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沈尹戌借城郢这事，抨击囊瓦的施政，阐明自己的主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看重城垒在防御作战中的作用，竟然说：“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国焉用城？”强调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保卫国土，那么筑城，守城也没有什么用处。这种思想使人有些诧异，众所周知，火器发达以前，城垒做为守备工事，对战争的影响曾经是举足轻重的。弱旅困守孤城，抗敌经年累月，迫使强寇无功而返、甚至反败为胜的战例，历史上屡见不鲜。就拿沈尹戌所在的春秋时期来说，公元前567年，齐军历时一岁， 才攻陷小邦莱国都城。而《吕氏春秋·慎势》记载：“（楚）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而不能克。”由于攻城耗时费力，难以奏效，将帅们往往尽量避免进行这种战斗，认为它是迫不得已而采用的下策。如孙武所言：“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1〕在冷兵器时代， 据守城垒对于防御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自己战斗力量的不足。像《尉缭子·守权》所称：“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故为城郭者，非妄费干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由此看来，囊瓦虽然治国无术，多有劣迹，但其主持的城郢，就军事角度而言，属于增强国防的必要措施，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沈尹戌对这项举措的指摘讥讽，后人或有不理解者，认为是迂腐之论。如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便举例反驳其观点，说此辈“徒以子囊城郢为嗤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计，此又可与楚昭之事连类而并观之也。后宋百年而金复都汴，木虎高琪筑京城逾年，卒能歼厥巨魁，光复旧物，此又深根固本之关于长算，可为明效大验者也。”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争霸战争的加剧，各国的君主、卿大夫为了增强防御能力，纷纷在封土、采邑上修筑城郭，掀起了一阵热潮。据《春秋》记载，仅实力中等的鲁国，就新建大小城池19座。列国的君臣将相都把筑城视为首要政务，像伍员答吴王问时讲：“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以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2〕而沈尹戌的议论却和时代潮流相背，这不免令人产生疑问，他的这种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征诸史实，方知沈尹戌之论是对“古者”，即春秋以前奴隶主贵族政治、军事经验的总结概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防御作战时通常不采取固守城池、抵抗强敌的战术，这反映了夏、商、西周时期战争具有的某些规律和特点。试析如下： 三代（夏、商、西周）是华夏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尽管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四千年前、夏朝建立之际就出现了以王城岗、平粮台古城为代表的早期城堡，后来又有了墙垒周长数公里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但是综观三代的战争经过，却很少见到依托城池抵抗强敌围攻的记载，更没有成功的战例。春秋以后，像田单守即墨、刘秀战昆阳、拓跋焘攻盱眙、唐太宗围安市那种守城者以少胜多的战例不胜枚举，而三代是绝无仅有的。从历史上看，夏、商、西周的大规模战争中，处于防御态势的一方采取的战术，通常是以下几种： 1.出城迎战 防御者自忖可与来犯之敌一决高下，便倾巢出动，离开城邑，在郊外的原野上摆开阵势，进行会战，“争一日之命。 ”〔3〕这种情况在三代最为常见，如禹伐三苗，启伐有扈，成汤伐桀，武王伐纣等等。 2.弃城而逃 守方估计自己并非强敌对手，便走为上策，逃之夭夭。如古公亶父居豳，戎狄来犯，“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4〕西周末年，申侯与缯侯、 犬戎会师进攻镐京，“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5〕即弃城东走， 至骊山下被杀。 此外，在第1类战例中，防御一方在野战失败后， 通常也不采取退守城池、继续抵抗的战术，或是像鸣条之战后的桀、被周公东征打败的武庚那样，战败后率领族众南逃北窜，远徙它乡；或是像牧野之战以后的纣王，逃回宫内，自杀了事。 3.守城拒敌 虽然认为已方势单力孤，不敢出城迎战，但也不愿抛弃家园，远离故土，因此依托城垒工事来抵御强敌的攻打。这种战例在三代非常少见，史籍所载，惟有文王伐崇、三旬而克一例，结果还是守方失利，全军复没。特别是在夏、商、西周王朝灭亡之际，没有一位君主企图以守城战术来负隅顽抗，这和北宋、金、明几朝末代皇帝困守孤城、抵抗强敌围攻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反照。司马懿曾讲：“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6〕而三代防御一方的君主将帅，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往往是如不能出战，即当逃走，极少采用守城抗敌的对策。应该说，沈尹戌轻视守城战术的思想，确实与三代流行的防御原则相符合，那就是面对来犯的优势之敌，假若无力出兵迎战，最好不要守城，还是远走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