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行重农政策的社会基础 我国很早就进入了定居农耕社会，它为以后历代王朝推行重农政策奠定了基础。早期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 1、尊祀谷神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绝大部分遗址属于农耕文化范畴。它在聚落分布、生产活动、农作物种类、农具和家畜品种方面都表示出一系列特点，构成了自成体系的农耕文化，并直接影响到后来历史的发展。 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是史前农业非常发达的两个地区，大量存在的农耕遗存可以说明这一点。从考古资料证实，至少距今七、八千年以前，中国广大地区定居的聚落已进入繁荣阶段。由此可以推测，有关农业的起源应当追溯得更早。因为人类的定居生活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日趋稳固，进而形成大规模聚落的，而大规模聚落的形成则奠定了农业文化发展的基础。 据文献记载，农业在夏代已占重要地位。作为首领的禹能“尽力乎沟洫”。保存至今的《夏小正》就是当时有关农业的记载。 到了商代，农业已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石制农具在商代遗址中大量出现。甲骨文中有田、疆、畎等字。说明当时人们以从事农业耕作为主。 周的始祖名弃，在尧舜时，他“播种百谷，教民稼穑”。稷是一种谷名，后来成为他的名号。《尚书·益稷》篇中称道了他的功劳，《诗经》中也有“载生截育，时维后稷”，“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的诗句。用这样崇高的赞美来歌颂后稷，不仅因为稷是他们的祖先，主要由于稷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农耕，有功于人民。 其后，周人利用后稷种植谷物的技术，在宜于农耕的渭水流域发展农业而繁荣富强起来。在消灭商朝成为全国共主后，更认为“文武之功始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不仅天子，各国诸侯也要“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他们把代表土地的社神和谷神并称为社稷。有人认为稷可能是周人的图腾。尊祀谷神是农业民族珍视粮食的重农表现。 2、历法与农业 农业生产和天象季节有密切关系。由于农耕的需要，我国古代历法丰富而较先进。随着农业生产实践的前进，人们逐渐认识自然，积累了大量的天象气候知识，而这些知识又因不断地为农业生产服务而提高和深化。尧舜时期已有关于羲和观察日月星辰以定四时成岁之说，足见我国很早就有熟悉天文，制定历法的专职人员。到了夏代就有传统的干支纪年。夏后期的帝王多用天干为名，如孔甲。以天干作序数也很普遍。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时斗柄所指的方位而定时间。夏历将斗柄指正东不偏北时称作建寅之月，定为岁首。所谓“夏时得天”就是指夏历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孔子主张行夏之时说明夏历是符合当时农业生产需要。《夏小正》记录当时的星象，包括昏中星（黄昏南方天空中所见的恒星）、旦中星（黎明南方天空中所见的恒星），晨见夕伏的恒星，河汉的位置以及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水平和有关历法的科学知识。《竹书纪年》载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说明公元前十六世纪初，我国就有流星雨的记载。 商代农业生产已达到较高水平。农具有耒耜，有人说，商代已用牛耕。耕作方法已有培土、壅苗、用水灌溉的简单技术。由于农业已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生产部门，商王及各级贵族都很重视。有关祈求“受年”“观黍”“求晴”等活动都由商王主持。他们向上帝、河神、祖先祈求好年成或降雨。督促“小藉臣”、“多尹”去具体指导田间生产事宜。有时商王还亲自察看地里庄稼和参加收割活动。当时主要农作物有粟、麦、稷、水稻等，手工业已有缫丝、酿酒等。基本上初步具备了近代农业、手工业的主要品种和行业。 基于农业的需要，商代重视观测天象的传统及天文知识的积累。卜辞中不少天象的记录，有发现新星及日月食的材料。历法也较完善，已知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小月二十九。每逢闰年，则置闰于岁末，称为“归余于终”。又知道推测冬至点。 周在公刘时将活动转移于邠，经营定居的农业生活。太王迁岐，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有轮流休耕的三圃法及施肥、中耕除草、防治病虫害等经验。有专职观测天象的人员。《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是世界公认的有关日食的较早记录。当时已能用土圭观测日影，测定冬至和夏至的时日。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最长。 《春秋》对日月食记录较详。其中记有最早一次日全食是在公元前720年，比西方记录早一百三十五年。又记有公元前613年“有星孛（贝）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哈雷慧星”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比欧洲记载早六百七十多年。《左传》记载了两次日南至（冬至），其间相隔一百三十三年，闰月四十八次，失闰一次、这就是有名的十九年七闰的方法，不仅比商代精确，而且早于欧洲应用此法一百余年。 据《甘石星经》记载，战国时，人们观测了水、火、金、木、土五星的运行出没的规律，并发现木星的三号卫星，早于伽利略的发现近两千年。当时用的历法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1/4日，即四分历。已知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并根据节气安排农业生产。西汉已能观测日中黑子。东汉张衡创制浑天仪及地动仪。东晋虞喜发现岁差。唐代僧一行著《大衍历》，系统周密，结构合理，比较符合天文实际。元代郭守敬主张通过测验来编制欣历，在全国设立二十七个测验所，进行实测。现河南登封观星台就是迄今还保留于世的元代遗址之一。通过实测后，又继之以精密计算和综合研究，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完成了历法的改造，名为《授时历》。该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和地球绕太阳周期实际相比只差二十六秒，其精密程度超过以往各朝历法。其历法共施行三百六十四年，是我国古代推算最精确使用最久的历法。明代徐光启主编的《崇祯历书》也是我国天文历算学中一份完整可贵的遗产。清代王锡阐在历法上结合中外经验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因而取得重大成就，促进中国历算学的发展。他创造了金星凌日的计算方法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在当时世界上居于独家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