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时期以来30年我国文学理论的变革发展，应当说是三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一是“破”，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致力于破除过去各种极“左”僵化的文学观念与模式，由此带来文学理论与批评范式的大革新。二是“引”，即在对外开放的时代条件下，积极引进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各种新学说、新观念、新方法、新话语，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乃至西方最新潮的各种理论批评学说，几乎都被全方位引进，从而使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面貌焕然一新。三是“建”，即在上述变革发展中，力图回应社会和文学的现实发展要求，寻求当代文论的重新建构，如关于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论、新理性文学精神论等问题的探讨，都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在这30年的变革发展进程中，“破”、“引”、“建”三者彼此呼应互动，形成了新时期生机勃发的繁荣景象，显示出当今时代人们求变求新的冲动与激情。 然而，反思转型发展进程，人们又似乎觉得，“破”、“引”、“建”三者之间的推进并不平衡。比较而言，前两个方面显得更为突出，而当代文论的重新建构却显得相对不足。从整体上看，真正富有时代精神和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并不多见，即便是如上所说一些影响较大的理论命题，如文学主体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新理性文学精神论等等，也仍然存在较大争议。有人甚至认为，在激烈反传统和大量引进西方文论话语的情况下，中国文论整个儿患了“失语症”，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中断了传统，失去了创造力和自我言说的能力。这种文论传统的断裂与失落，往前可追溯到“五四”时期过激地反传统和引入西方理论，当然更严重的还是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话语的全面输入，乃至形成独霸的局面。在他们看来，现在“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这种“失语”的深层原因是精神上的“失家”，是作为我们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性的丧失，因而丧失了精神上的创造力①。正是基于上述“失语症”的分析判断，并力图克服这种病症，他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论主张，即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实现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以下简称“转换重建论”）。 这种理论观点及其主张，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在我国文论界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这些争论涉及的问题大致有三：一是对我国当代文论的得失如何认识评价，问题的症结何在，是否存在“失语症”？二是如果存在“失语症”的话，那么又究竟是“失”的什么“语”？三是当代文论的重建究竟应当解决什么问题，走什么道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显然又是相互关联的。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守的学术理念不同，审视历史与观照现实的角度不同，因而对同样的历史进程与现实问题，就表达了各不相同的看法。 有些学者对“失语症”与“转换重建论”表示赞同和呼应，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加以论证。如张少康先生认为，近百年来我们的文艺学从理论体系到名词概念大都是搬用西方或苏联模式的，始终没有走出以“西学为体”的误区，因此必须“改弦更张”，要有我们自己的“话语”，这就是必须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深入研究和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和当代价值，这是建设当代文艺学的历史必由之路②。罗宗强先生认为，“失语症”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③钱中文先生避开“失语症”的判断，而对“转换重建论”给予比较审慎的呼应，认为有必要大力整理与继承古代文论遗产，使其成为一种自成理论形态、具有我国民族独创性的古代文论体系。同时也需要站在当代社会历史的高度，将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我国古代文论融入当代文论之中，并在融合外国文论的基础上，激活当代文论，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④季羡林先生呼吁：“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⑤中国现当代文论界也对这一问题表示关注，认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基本问题⑥。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上述命题表示反对或质疑。蒋寅先生尖锐指出，所谓“失语症”与“转换论”都属于毫无意义的“伪命题”，它缘于持论者自身文化上的自卑和理论创造上的浮躁，实际上是少数人的学术炒作。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日益与现实的文学生活、与时代的发展隔膜，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理论的发言权和解释能力，变成无对象的言说。”因此说，“文学理论对话中的‘失语’，就决不是中国文论的失语，而只是某些学者的失语。”可以说每个时代的文学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文学经验上产生的，是对既有文学经验的解释和抽象概括，当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经验产生，现有文学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它的变革时期就到来了。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及其中包含的理论内容，活着的自然活着，像“意象”、“传神”、“气势”等，不存在转换的问题：而死了的就死了，诸如“比兴”、“温柔敦厚”之类，想转换也转换不了⑦。 郭英德先生也同样认为“转换论”完全是个“伪命题”，他指出，即便是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其实根本问题也并不在于过多使用了西方话语而导致“失语”，而在于越来越严重的“私人化”倾向，“‘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导致日益狭隘的学术视野，日益浅薄的学术素养，日益僵化的学术思维，日益封闭的学术心理”，这样“独语”式的言说如何能走向交往与对话，又如何能不失语呢？当今中国文论的问题实质上并不是一个所谓“话语”问题，而是研究者的心态问题，“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⑧朱立元先生认为，“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或危机不在话语系统内部，不在所谓‘失语’，而在同文艺发展现实语境的某些疏离或脱节，即在某种程度上与文艺发展现实不相适应。”按他的看法，既然“失语症”的诊断本身值得怀疑，那么针对这种诊断所开出的药方当然也就很成问题了。那种只承认古代文论传统，而全盘否定本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他明确指出，“建设新世纪文论只能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而无法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本根。”⑨王志耕先生也指出，特定的话语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存在的，中国古代文论生成的语境已经缺失，因而它只能作为一种背景的理论模式或研究对象存在，而将其运用于当代文学的批评，则正如两种编码系统无法兼容一样，不可在同一界面上操作。正因此，当代文论的话语重建，只能说是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和家园，而不可能回归古代文论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