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兴起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清民,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开封 475001)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科学主义是唯科学模式与方法是从的认识和研究原则,科学主义使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向知识化、专业化、系统化、学科化。科学主义为研究者提供了信念与方法的双重支撑,并从认知和表述方式等方面具体参与了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从而使传统文论的学术言路发生转型,导致文学功能和地位认识的改变,促使理论形态也由古典直观形态走向现代逻辑形态。科学主义在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因素,超越科学主义的局限,建构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已是目前理论界无法回避的难题。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9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3-0100-07

      文学理论作为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建制中的一个知识门类,其学科的科学性至今尚有争议。从学科史的角度梳理分析现代文学理论产生时的背景及性质,显得十分必要。

      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文学理论一直徘徊于“政统”与“道统”之间,道盛而理乏,政善相乐而弃知识。近代以来,传统文论在精神上越来越不能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合拍,不敷应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经验,文学研究范式面临危机,如不在观念与方法上及时调整,文学理论将无法谋求自身存在的合法地位。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学术言路的对立面,给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资源。“科学”的目标是通过演绎、归纳、实验等手段积累和发展知识,知识通常由公理、定律、推论、定义、概念、范畴、命题等因素构成,具有系统、精确、实证、量化等特征,既可定性描述,亦可定量分析。科学的精神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下述三个向度的原则:科学信念、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信念坚持以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对待一切研究对象,相信知识增长能够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科学态度追求研究过程中的实事求是,排斥情感和心理等人文因素;科学方法主要是实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归纳和演绎。这种新的文化形式让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1],欧风之盛,“国学几灭”[2]。科学由此成为人们新的精神信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倾向以西方科学思想改造中国原有的文化理念和学术言路,文学界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对原有文学观念进行调整,希冀效仿和借用科学研究的思想和模式,重铸文学观念之魂,文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或称“唯科学主义”)正是由此而生。凡“主义”者,带有信念和信仰性质的理论、学说、主张之谓也。“科学主义”就是唯科学模式与方法是从的认识信念和研究原则,它视科学研究为理解世界的万能钥匙,把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方法运用到所有事物的研究中去。文学中的科学主义就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中唯科学观念与方法是从的研究模式。

      一

      科学主义本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者出于科学强国的考虑,开始大力宣传科学的作用与意义,科学主义思想遂流入文学研究领域。大多数人文学者对科学研究方法及模式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他们把有无科学性作为衡量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优劣的标尺,把科学精神作为努力的目标,科学研究范式由“用”演化为“体”,人们崇奉科学几近迷信:“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达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敢公然毁谤‘科学’的。”[3](P2-3)文学观念开始向科学化发展,建立在观察、实证、经验基础上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进化论文艺观成为“五四”前后主流的文艺观念。在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的支配下,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知识化、专业化、系统化、学科化等特征。

      文学理论知识化的标志是认识的逻辑化,逻辑知识是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等理性认识的集合。中国传统文论以鉴赏和直觉为根本特征,短于逻辑思维,概念、术语和范畴一般没有逻辑上的限定与解释。以致传统文论中许多概念和术语“浑而不析,偏而不全”[4]。受科学观影响,现代学人开始以定义和推理等逻辑方式表述新的文学观念,“文学是什么”这样的本质论问题开始纳入他们的学术研究范围。“五四”前夕,罗家伦撰文《什么是文学?》,明确提出文学的基本特质就在于它“是人间的知识(knowledge)”[5]。1921年,西谛在《文学的定义》一文中,专门辨析了文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类型之间的差异。在梳理分析文学基本概念之外,现代学者还通过术语、概念的积累,扩大文学知识范围,推进文学理论的发展。当时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提供的术语和范畴已无法容纳、涵盖新的理论和思想内涵,更无法应对新的文学现实,人们便通过引进外来新术语、新概念满足文论发展的现实需要,“古典主义”、“罗曼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术语在“五四”以后十分流行。对新术语的译名,学界力求通过逻辑分析而后定。德文Literaturwissenschaft传入中国时,有人译为“文艺学”,钱歌川不同意,专门写文章强调译为“文学科学”是“明显而恰当”[6](P21)的。1923年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还开设“文学上名词译法的讨论”专栏,其中,沈雁冰的《标准译名问题》一文,对“文学上的普通用语”、“文学上的专用名词”、“含有典故性的专名”的翻译问题,提出了富有学理性的建议。通过这种学理化的探讨分析,现代学人对文学的认识逐渐走向科学化。例如,梁启超通过日文引进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写实”与“理想”,中经王国维等人的阐发,至“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演化为“写实-现实”、“浪漫”两个名词,再后来演变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个文学概念。科学主义就是这样以具体的形态参与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现代文学理论正是通过概念命名确立了自己的身份,通过概念的逻辑辨析明确了文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类型之间的差异。自此,文学理论跳出感悟、评点的鉴赏形态,成为逻辑知识,可以分析、讲授,也可以进行再生产。

      文学理论专业化表现在研究的职业化和专业格栅两方面。研究职业化指批评和理论研究不是出于个人的情趣和爱好,而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现代文学先驱都在大学谋有教职,其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是职业所限,其学术理念在传统“弘道”理想之外,多了一份“求真”的旨趣。从此,文学研究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从业的学者,文学接受也不再是创作家本人或其群体之间的自我欣赏,而成为职业学者的工作。“专业格栅”是指文学研究摆脱了传统文论批评与理论不分的状态,批评与理论具有明确的区域分界,批评的重心在于考证作家身世,整理、解读、阐释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重心是对文学基本性质和问题的分析与说明。专业格栅还表现在基本理论与分体理论之间的边界区分,文学基本理论与分体理论如诗歌理论、散文理论、小说理论、戏剧理论之间,在研究目标上有很大差异。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