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九十年代以来，欧美汉学界的中国研究日益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著作被陆续翻译出版，不同层面的梳理和研讨也已获展开。不过，如王晓路所指出的，国内除了中国社科院周发祥等极少数学者能够作专门深入的涉猎外，大多数出版物依然是零星的，而且主要关注于流传情况，必要系统的专项研究相对较为缺乏。① 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语言、资料以及海外中国文论研究的兴起较为晚近等客观因素，恐怕也与中西方文论间的巨大差异以及跨文化、跨语言研究所要面对的复杂情状直接相关。中国文论自学科建设伊始，就已然处于一个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汇、影响及探索之中，逐步确立了中西比较的视野。在不久前完成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反思”海外汉学卷的撰写中，我们从相关译介与中国学界自身研究已然发生的关联入手，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刘若愚、叶维廉、叶嘉莹、宇文所安、弗朗索瓦·于连五位学者作个案的、问题式的、反思的具体考察，以期对于海外中国文论研究做出更为深入细致的学理上的把握，进一步思考中国文论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一“跨语际批评家”、文化认同及双向反观 上述五位学者，于中西方文化及文论都有深刻的体验抑或认知，并能从中形成自身各具特色各胜擅场的研究取向。刘若愚借鉴西方文论的观念、方法和框架，但又反对那种简单的挪用和套用，同时也不同意拘守于中国传统诗观。立足于中国诗学的学术背景，他前后一贯地立足于诗学与文化构成的根本语言层面来进行中国诗学批评方法的建设，并将之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研究加以结合，以寻求中西诗学观念之间综合与运用的途径；叶维廉则有一个立足于中国文论传统与西方文论进行持续对话乃至反思的过程，他对于文化模子、传释学以及道家美学的系列阐发，某种程度上确实体现了他所说的比较研究中的“寻根”意识，从而也能够在与西方文论的交锋中，以清醒敏锐的理论反思姿态，来呈现中国文论诸如“打破框限”、“恢复活泼泼的生命意识”等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叶嘉莹在诗歌文本解读中则能发挥中国文论传统中“知人论世”、“兴发感动”以及文学史的比较与呈现等诗学遗产，更在海外讲学过程中形成了化通西学的独到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她既能对于传统诗学、词学作深入的阐发，亦能观照到传统文论作为理论话语所存在的某些层面的不足；宇文所安则典型地体现了那种立足于文本分析而走向理论探索的欧美传统在中国文学、文论领域的丰富发现，其唐诗史研究中的内部视野确实能够给予以往文学史研究诸多借鉴，而其“语言”模式的不足所带来的学术转向，在为他开启了新的学术可能性的前提下，也需要以必要的批评态度来看待他的具体研究；于连的学术身份较为复杂，身处哲学家与汉学家之间，他建立了独特的由“迂回中国”反观希腊哲学的学术策略。在他看来，那种互为外在的理论对视，可以使他直接探寻到双方思想的“原始褶皱”处，并从双方思想之从来未被思考的成见的剖析中，来开启哲学思考新的可能性。这些，都深层地说明了中西方文论在互参互证互比互识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理论思考的丰富性。 不惟如此，借鉴刘若愚“跨语际批评家”② 的概念，我们还可以对于他们研究中所激发出的问题作更深入的讨论。大致来说，前三位学者都属于“母语是中文而在英语世界中从事教学研究”的第一类跨语际批评家，后两位则属于“母语是英语（法语）而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的第二类跨语际批评家。 前三位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传统都有其足够的认同意识，在研究中对于中国文学及文化的价值也有不同程度的深入阐发，不过具体到研究取径则有所不同。其中至为关键处就在于，这种文化认同能否立足于中国文学、文论通体全识的体认，来自觉构成研究立场、角度和方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比较的意义上，立足于中国文学及文论的体认，从中西方文论的差异入手，自应该可以烛照出西方文论在概念、术语以及框架上的某些差异乃至偏颇，中国文论也可以为之提供更为丰富的思考向度。在这个方面，叶嘉莹在中国诗词评析、诗学研究中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她对中国诗学精神、审美价值、生命境界和文化蕴涵的始终一贯的发掘和阐扬，莫不体现了古今贯通的自觉，传统诗学、词学在她这里也就有了切近于个体体验的鲜活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凸显了传统“成己之学”的生命感发和塑造意义，这个前提在她后来接洽西方语言理论形成语言形式分析时也有“化通”而非“借用”或“挪用”的独特思考，她对西方语言理论的阐发或许在某些治西学的学者看来不够纯粹，但确实更能切入中国语言文字与情感、观念以及历史文化的关联。这为我们思考现代学术语境下中国诗学研究之立场、旨归和方法等，提供了多层次的示范和借鉴。 第二类跨语际批评家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一些。从学术发展的潮流看，中国文论已经日益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依靠西方理论话语优势，他们的中国文论研究确实不乏细致、独到、敏锐之处，甚至某种程度上也已然作为迦达默尔所说的那个能够促使我们生产自己真正知识的“他者”，在学科建设、立足于形式的文本分析，以及寻根式的比较等等，都有不同程度上的研究示范作用。与此同时，争议批评的声音也始终存在。如字文所安认为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要回到过去，更要以自己的解析、研究，使中国诗歌传统重新在当下焕发活力，但是这种热情和努力又以他对于西方学术话语的有效运用作为基础③；他从事中国文论研究并从早期文论文本中分析出一个有别于西方二分的三段式阐释模式，并以此在中国文论文本化的解读中作出了正统、非正统的定性，他的工作虽然有别于那种简单的中西方文论二元区分，但内里依然不认可中国文论具有理性的、系统的思考价值。相对于此，于连则明确宣称汉学（即中国研究）只是他的工具，返回到希腊哲学并为之打开新的思考可能性才是他的目的。在哲学的视野下，他对中西思想文本的分析确实不乏精彩之处，返回“思想褶皱”的勇气也具有哲学思考的深刻性，可是，他的有关论述依然备受质疑，就像他以“迂回”来描述汉语的表意特征并将之简单归因于政治审查的规避，并一律认定中国美学的特征只在于某种自然呈现而缺乏西方那种“想象”“虚构”的成分等④，他那种互为外在的“对视”策略在予人启发之外似乎也进一步加深了某种思想的成见而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哲学“返祖”。他从哲学视野出发展开讨论，也有突出思辨优先性的特点，虽然他也意识到任何哲学的建构总少不了某种设定的过程，但是他对于体验、实践等层面的漠视，也从未使他对于自身的理论前提加以审视，也从未思考过其思辨过程加以倒置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张隆溪的如下提醒值得注意，他指出，在欧美汉学家中有一种论调，那就是把中西方文论作出完全迥异的类型化的看待；如果只是局限于西方学术传统，特别是那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在西方传统内部就有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的对立，在外部则有东西方之间的对立）⑤，从而把中西方文论作出完全相异的看待，不仅使得文论研究片面的抽象化了，更甚者还会在中西方文论之间造成更为深刻的隔阂。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论调也值得警惕，自近现代以来，西方以其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优势日益在全球播散其现代化的“普遍”发展模式，投射到文化领域，也形成了“冲击—应对”、“传统—近代”，以及帝国主义诸模式，从中认定现代中国发展的动力完全来自于西方的影响，现代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也都是西方式的。许多欧美汉学家潜在地承袭这一论调，刻意夸大现代中国与古典中国之间的断裂和疏隔，一方面认定只有中国传统才能代表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现代中国学者已经难以触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似乎只有他们这些汉学家依靠西方理论话语⑥，或者外在视野⑦ 的阐释才能重新使之焕发活力。就学术背景来看，这既有汉学家们因为汉学在西方学术系统中边缘化、专门化的尴尬处境而争夺话语权的需要，更主要的则是没有脱离西方中心论的普适化文化逻辑，在把现代中国同质化为西方形态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目在现代语境下亦变得暧昧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