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既是女性主义的基本概念，又处于女性主义诗学的核心位置。性别不平等的体验及其历史考察，开启了女性主义的源流；对理想的性别格局的向往，又构建了女性主义者的知识想象。而性别批评，作为广义的性别文化研究，立足于社会文化构成，以社会分析范畴取代生理决定论，超越传统性别内涵，打破传统女性主义批评的二元对立思维，重绘了人类深层性别结构的文化图景。从这一意义上讲，性别批评指向的是一种新历史，它“需要用新的视野来考察旧问题，用新的术语重新确定旧概念”①。性别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相互交叉互补又面貌各异。本文拟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对性别批评的构建及其基本特征进行探讨。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化思潮，受到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学、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影响，它“不是一个能清楚界定的实体，而是一个各种差别相互冲突而又携手并进的场所”②。伴随着人类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变迁，女性主义大体经历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若干发展阶段。但其间所贯穿的，并不是简单的以后者取代前者的历时性更迭，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时性的复杂状况。 应该看到，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女性主义“三大家”，还是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语言学女性主义等众多分支，抑或是基于地域特色命名的“法国学派”、“英国学派”和“北美学派”等，尽管它们在思想背景、理论来源和方法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但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大体一致的。首先，它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基于传统和现实，女性作为群体或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都面临着以男权制为代表的社会体制的束缚乃至压迫，妇女解放是一场“最漫长的革命”。因此，“男权制”一直是女性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它们在认知上将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加以制度化和历史化，“试图以性别压迫的基本概念解释许多不同形式的社会压迫现象”，揭示男权制笼罩下“性的政治”的真实面目③。其次，它们大都将女性设定为男权宰制下的性别统一体，强调妇女作为弱势群体遭受压迫；为挑战男性中心传统，它们试图通过对社会思想文化的改造(包括清算男权制压迫，重塑“新女性”形象，更新性别观念等)，改变女性的历史境遇。再次，为了“单纯地利用或适应性别等级”④，女性主义着意凸显以“权力”为核心的二元论的理论框架，据此考察男/女、男人/女人、男性/女性之间的对立乃至对抗。无论是西蒙·德·波伏瓦提出的“对称交流”，还是贝蒂·弗里丹宣称的“妇女的自我危机”；无论是艾莉森·贾格尔的以生物家庭来解释阶级社会的发展，还是盖尔·卢宾对性/社会性别制度的界定等，女性主义大体是以男权/男性为反面参照系，在二元对峙的理论格局中凸显女性自我特征，寻找女性独立的生存空间。 诚如玛丽·伊格尔顿所言，“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崭新地激起了我们对女性文学作品及女作家的兴趣，而围绕该问题的讨论也应运而生”⑤。伴随着女权主义第一波的兴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萌生其间。早期西蒙·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第一次揭示了在男性创作的文学文本中隐含的性别不平等，同时开始关注女性文学的自身价值。而演成规模、渐成系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勃兴之际。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以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为代表，主要通过分析男性文学创作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揭示渗透其中的男权意识形态。第二阶段是70年代中期以后，以埃伦·莫尔斯《文学妇女》、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吉尔伯特和苏姗·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为代表，或从主流文学出发，勾画英、法、美妇女文学传统；或在文学史中寻找“断裂”，“填补”文学史空白，树立女性文学的里程碑；或以“身份焦虑说”发掘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微言大义”。与第一阶段相比，她们更倾心于文学语言批评。最突出的是以朱莉亚·克里斯多娃的符号学、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露丝·伊利格瑞的“性别差异”为代表的法国女性文学批评。她们受德里达和拉康的影响，借用男性话语，通过概念转换反过来解构文本中的男权意识，赋予妇女文学新的审美内涵。由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与政治理论彼此互融的审美风范和文学特质。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如下基本内涵：第一，对男权文学传统的质疑和批判。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关注的核心命题。米利特、肖瓦尔特、莫尔斯、西苏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清晰地勾勒出文学传统中的男权“形象”，动摇了男权制意识形态下的文学根基。值得注意的是，其间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如米利特等，开始尝试从社会各个领域批判看似平常、合理的现象，打破一体化观念，寻求妇女文学的“真相”，建设新型的多向互补的文化范式。这与后来性别批评中的“建构论”不无相通之处。第二，对女性文学系谱的开掘和建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解读女性作家作品，寻找女性文学传统，将其视为“与主流不沾边”的文学“潜流”；二是塑造新的女性主体形象。在文学实践中，一批女作家如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夏绿蒂·勃朗特、薇拉·凯瑟等，与优秀的男作家并立。而类似“疯女人”的妇女形象，则被视为承载男权压迫和妇女反抗的双重意味的“重像”(《阁楼上的疯女人》)。这种具有双重蕴涵的文学妇女形象，与性别批评凸显的深受多重压制的性别主体有内在的相通之处。第三，对女性文学批评体系的建设。从早期的以伍尔夫、米利特等人为代表的宏观政治批评，到后来以克里斯多娃、伊利格瑞等为代表的包括语言学、心理学在内的微观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关注妇女文学主题、意象、风格的过程中，不断建设自身的文学批评体系。这种与社会文化思潮互动意义上的方法论建设，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者在谋求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方面做出的努力。它作为自觉的文学行动，在性别批评中得到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