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Cognition的词源本义是“感知”、“识别”。认知的内部结构和过程包括知识的习得和使用，它涉及到知觉、注意、记忆、思维和推理等过程。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范畴观界定了我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通过亚氏的范畴理论，我们能够有序地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进行认知的探索。柏拉图认为，虽然人脑中的理念不能完整地反映现实世界，但它毕竟构成了我们的认知思维。对于笛卡儿、洛克和休谟来说，思维以一种认知的形式存在，它与物质实体互动，通过神经和大脑接受有关世界的信息，由此而构成了知识的基础。哲人们认为，语言是人类普遍的认知组成部分，语言和认知能力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新的学派。它主要涉及到范畴化、原型理论、隐喻概念、意象图式、象似性、语法化等诸方面内容。近20多年来，一些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与乔姆斯基(N.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相对立的观点。其主要代表人莱可夫(G.Lakoff)和约翰逊(M.Johnson)等学者致力于认知语义学的研究，将人类的概念系统与身体经验联系在一起，而朗艾克(R.Langacker)等人尝试建立认知语法体系。由于认知语言结构是认知过程的产物，所以它反映了人对世界的感知、理解或信念而形成的概念结构。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中新的“认知转向”。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以通过语汇和概念来表达。但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将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不是“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全新的冲击和提供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因为翻译活动本身是语言活动，有不少翻译理论家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翻译理论。雅各布逊(R.Jakobson,1959)从符号学角度出发把翻译分成语内、语际和符际三类，强调语言分类和认知体验都是可以转换的；20世纪60年代奈达(E.Nida,1964)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出发，把原语的核心句经过转换后翻译成目的语的句子，而总结出翻译的对等原则；英国的卡特福德(J.G.Catford,1965)从“阶”(rank)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从词素、词和短语等成分研究翻译，以期达到“文本对等”；70年代博格朗(de Beaugrande)和德斯勒(Dressler,1978)等人在篇章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强调认知交际目的的翻译方法；斯奈尔·霍恩比(M.Snell-Homby,1988)的整体语言翻译观注重话语分析和文本理解，提出了综合翻译法中格式塔原则的应用；迄止90年代，贝尔(R.T.Bell,1991)受认知科学的信息处理过程的启迪，系统地研究了翻译的过程；纽伯特(A.Neubert)和西瑞夫(G.Shreve,1992)阐释的“自上而下”的翻译模式，从语用和交际的过程来探讨译者的动态心理过程。而威尔斯(W.Wilss,1995)则提出，解释翻译研究的认知过程是翻译研究的重点的观点。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者沈家煊、陆俭明等人从汉语的词汇、语法或语篇着手，探讨了人类语言的认知共性。在翻译理论界，学者们试图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或概念来阐释英汉语中的翻译现象。有的学者从格式塔意象再造探讨文学翻译研究的审美过程(2002)，有的学者从句法相似性角度研究英汉句式(2004)，有的学者从语篇类型研究翻译的对等与认知的关系问题(2006)，有的学者从译者主体性角度讨论译者的认知主体作用(2007)，有的学者从英汉语对比研究出发阐述英汉语隐语认知的异同(2007)等。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扩展翻译研究的构架。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已经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二、翻译中“认知转向”的基本研究范围及方法 由于翻译活动既是人类最重要的语言交际活动，又是人的一种认知活动。从认知的角度去研究它，将会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启迪，翻译研究中不能没有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主要包括（不限于）以下研究领域或范围：认知格式塔与翻译再现、认知隐喻与翻译、翻译中的认知对等、翻译的动态认知过程、认知与文化翻译、认知模式与语篇翻译、认知的象似性与翻译、认知与译者主体性研究、认知与语用翻译；认知语境与翻译、认知科学与机器翻译、认知取向的翻译教学等。从方法论上看，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于其跨学科的特点：它将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范畴和方法为主要基本框架理论，同时切入翻译理论，注重描写和整合认知与翻译的关联，以探究英汉语翻译中的认知心理过程、认知模式和运作机制。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由于认知语言学是对语言本质的共性的研究，它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共同规律，从而对翻译实践活动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结合前期的研究成果，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应该把研究重心放在以下诸方面： (1)现代认知语言学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映照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编码，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因此，翻译研究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由于体验是认知的本质，且以体验为本原的认知模式具有普世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此决定了语言本质的普世性，这就是使语际转换——翻译成为可能的认知理据。(2)信息的双重编码和重构。认知语言学证明，脱离了人对客观世界的一般认知和对经验进行组织的机制，语言是不可能产生的，通过体验将外部刺激的物理特征转换成心理事件，形成信息的心理表征。不同的语言之所以可以转换，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以体验为本原的认知结构。认知意义上的翻译过程可以理解为：语码和意向之间是相互激活的双向运动。在一般情况下翻译材料是以文字即语码形式出现的，故在文本翻译中是原语语码激活意象，而在形成目的语时则是先由意象图式还原为意象，然后才产生匹配的符号表征。(3)等值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尽管人们的认知模式大致相同，但由于其历史、文化进程不同，而呈现有区别性的文化特征，这正是翻译中的难题。认知模式的相同性和具体文化的相异性是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随着人们对认知环境和经验结构的了解，翻译中的动态对等则成为可能。由于人类认知模式的相似性，造就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和趋同性，这就为我们翻译新的表达方式提供了认知基础。(4)认知框架是基于文化约定俗成的知识构型(configurations)，框架连接多个认知域的知识网络并与某个特定的语言形式相关联，从而建立概念与概念之间相对应的模式。用框架结构来看翻译，就是译者在目的语中所采用的语言表达能否激活与原语相同或相似的框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对框架系统的相应调整、根据语篇对文化框架进行协调处理等。(5)认知环境与关联理论：关联理论对翻译和可译性有较强的解释力。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的理解是一个动态认知过程，翻译是一种明示——推理活动，推理包含了译者要从交际者的明示中确定其交际意图，交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方的意图被另一方识别，成功的译文是原交际者的目的和受体的要求在认知环境相关方面与原文相似。因此，关联理论赋予译者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变通空间，并且，语言的能产性、人类的认知能力为翻译的重构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译者的任务就是，循着主题语境这条脉络，在译语中寻找铰链，使目的语联想语境与原语联想语境具有相关性。(6)语义中的认知域和“识解”(construal)的应用。翻译中的意义包括语义内容以及译者对语义内容的识解。由于认知方式不同，作为认知主体的译者可能强调不同的认知域，其结果是，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语义表达。译者的认知内容由认知域提供，而译者的认知能力赋予他不同的识解。翻译中的识解是人们对原语相同的语义内容进行的不同的认识、翻译的结果。译者的认知结构既是他的知识结构，又是“识解”的结晶。例如，在诗歌翻译中，人们由于对一首诗的“识解”大异其趣，通常被指责为误读或“借题发挥”，这是译文所唤起了不同的格式塔知识产生的解读，因此，所有的阅读都涉及到不同的认知域和“识解”，翻译中的意义不仅仅包括语义内容，更重要的是译者对语义内容、特别是隐喻性语义的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