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口译经验总结与口译规范介绍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标志着西方口译研究的正式开始(P
chhacker,2004:31-32)。而中国的口译研究起步更晚,初步探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口译研究才开始并进入发展时期(刘和平,2005a)。 当前,“把比较译学引入译学研究领域,是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谭载喜,1999a)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口译研究历史相对短暂,在借鉴中西笔译对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谢天振,2002;谭载喜,1999b,2000;张南峰,2004),对中西口译研究进行客观而全面的梳理,对比其差异,分析其内在原因,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口译研究的动态,也无疑对确保中国口译研究的科学发展,进而完善口译教学组织与实施,提高口译教学效果,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2.中西口译研究的差异性 由于语言文化、学术传统、研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西口译研究呈现出许多鲜明对立之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2.1 研究领域 首先,就口译活动应用场合(setting)而言,西方口译研究在继续深入探讨会议口译(conference interpreting)的同时,也较早地关注如司法审判、医疗救治、教育服务等公共服务性的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而且研究热度越来越高,取得了一系列很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Carr et al.,1997; Brunette et al.,2003)。而在我国,除个别研究人员开始探索法庭情景下口译活动的特殊性外(李育明,2003;王建、杨炳钧,2007),口译研究与教学的对象还是以会议、洽谈、会晤等交际活动为主,上述其他各类社区口译活动很少涉及。 其次,由于现代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电视口译、电话口译、可视电话口译(videophone interpreting)、自动口译(automatic interpreting)等各种新形式的口译活动越来越普及,新环境下的口译性质、工作程序、质量评估等一系列问题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分析与探讨(P
chhacker,2004:21-22)。而目前,我国口译研究界仅仅是对上述各种新的口译形式进行了一般性的介绍,尚未就具体问题展开实质性的研究(刘和平,2005b:82-91)。 2.2 研究重点 当前,西方口译研究更注重口译加工过程,特别是口译认知机制与信息深层处理程序,已经成为当前西方口译研究的核心议题(P
chhacker,2004:86)。这其中,基本认知素质与口译专项技能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口译活动中的作用,特别是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在口译(主要是同声传译)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更是口译认知研究的热点(Danks et al.,1997; Christoffels & De Groot,2005)。 当然,虽然西方口译研究从整体上跨越了单纯实践经验或口译转换技巧的阶段,但借鉴篇章分析、言语行为等现代语言学理论,遵循实证性研究程序,对口译微观操作的观察与分析依然受到重视,而且许多课题内容非常精细,如口译中的停顿、支吾语、重复、代词照应等都有涉及,且研究有深度,有突破,很有启发意义(Gile et al.,2001)。 此外,西方口译研究还出现了一股“文化转向”的潮流,开始从社会价值、政治属性、文化功能等视角来考察具体社会情景下的口译现象,引发出对口译忠实性、口译质量、译员角色与作用等问题极具启示意义的研究与讨论(Cronin,2002)。 相比之下,中国口译研究更关注口译的实际效果,强调不同场景下口译实践技能和转换技巧的训练(包括各种形式的口译教学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刘和平,2005b:55-56)。(注:在迄今所召开的6届全国口译大会上,关于口译技能与策略训练的研究以及相关教学组织与实施的论文,都占到论文总数的60-70%以上。而当前国内出版的各类口译出版物中,口译技能训练的各种教程更是“一枝独秀”,真正的口译研究性著作则属凤毛麟角(刘宓庆,2003;鲍刚,2005;蔡小红,2006)。在西方,即便是非常强调口译实践能力训练的教学机构,如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SIT)、意大利特里斯特大学翻译学院(Triest)等,也十分重视口译理论研究。实际上,那些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具体策略与技巧也都是建立在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参看Lederer,1981;塞莱斯科维奇、勒代雷,2007)。)当然,近年来,部分学者也开始认识到口译研究囿于技巧与策略层面的局限性,呼吁重视口译理论研究的认识作用和启示价值,强调口译深层加工机制研究的重要性,但实际开展的研究工作为数甚少(鲍刚,2005:331;蔡小红,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