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翻译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罗选民,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话语分析、比较文学。

原文出处:
中国外语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认识翻译的重要性,探讨了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即相互包容和并存的关系;文化传播的三种符号形式:声音、形象与文字,三者直接可以通过翻译表现出来。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共同点表现在四个方面:语言和符号的特征、鲜明的意图性、场依存性和互动性。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可以超出语言,从更高更广的文化层面来思考和进行跨学科翻译研究,使翻译研究在符号的领域获取更大的创造性和现实性。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11 期

字号:

      1 前言

      关于文化传播之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描述中窥见一斑:“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文化传播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类’。”“传媒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传媒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通过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社会和人类自身,将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变革。”(庄晓东,2003:1-2)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将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影响我们思维和行动方式。美国学者亨廷顿(2002:129)就这样地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将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要让世界充满爱,充满理解,充满和平,跨文化传播的通畅与否就变得十分的重要。

      然而,在跨文化的传播活动中,人们大部分是通过文字(翻译)达到交流的。写作和翻译构成我们文化精神交流的基本形式。把文化传播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无疑可以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丰富翻译研究的内涵。

      2 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那么,我们的翻译与(跨)文化传播有什么关系?钱钟书(1985:67)在论述“林纾的翻译”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取代文字学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下《口》部第二十六字:。钱钟书先生并未在阐述翻译本质之上打住,他随后又补充:“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和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关系,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缔结了国与国之间唯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因缘”。(钱钟书,1985:68)钱钟书先生已把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姻缘关系说得很明白了。

      翻译在本质上与文化传播和大众传媒密不可分,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许多著名的翻译家在大量的书刊中作为中外文化的友好使者而被介绍,如鸠摩罗什、玄奘、徐光启、利玛窦、安世高等等。这些大家以自己的翻译成就促进了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鸠摩罗什是一代高僧,治学严谨,精通梵文,兼晓汉文,曾译经74部,384卷,其译文表达准确,文字流畅,被后人称作“辞喻婉约,文字典丽,意义与原文不悖”,与玄奘、真谛、不空一道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翻译家。利玛窦被誉为开启中西文化大门的第一人,他不仅传教,而且将数学、历法、地理、几何、物理等介绍到中国。所谓介绍,就是将这些方面的西学书籍译成汉语,遂开启我国近世文明之先河。他为了适应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研儒家经典,将中国的《四书》译为拉丁文,其为人与其为学,有口皆碑。陈寅恪(2001:106-108)在谈到《几何原本》的译本时说:“……况复藉以得知欧几里得前六卷之书,赤县神州自万历至康熙百年之间,已一译再译,则其事之关系于我国近世学术史及中西交通史者至大,尤不可以寻常满文译籍等[而]视之矣。”可见,陈寅恪不是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字的转换,而是将其提升到学术史、交通史(文化传播史)层面,可见翻译与文化传播息息相关。陈氏对翻译的评价之高,堪称登峰造极。

      文化传播是主体之间的精神交往和信息交流,它的载体是符号。符号与信号有别。前者是社会的,而后者是生物的。符号是人类独有的,符号构成了文化传播的文本、信息和话语。就符号的形式而言,有学者将符号的意指形式分为三类:声音形式,形象形式和文字形式。(参见陈龙,2002:52-54)在跨文化传播中,第一、三种形式可体现为同声传译和文字的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这三种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音、形、义。作为人类创造的符号所具有的任意性、约定性、聚合性和衍生性都是文化传播和翻译研究所共同遵循的。

      若按照俄国形式主义者罗曼·雅各布逊(1971:260-266)的划分,翻译则涵盖了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甚至文化传播的符号方式都被涵括在翻译之中。雅各布逊将翻译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言内翻译,即在同一语言内部的进行的翻译,如《老子今译》、《文心雕龙今译》等就属于这一类。在将古汉语译成现代外语时,这一类翻译还可看成是第二类翻译的铺垫,为正确理解原文打下了基础。许渊冲先生译古诗时对诗的精神把握之准确,与他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受到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释读(言内翻译)课等的熏陶不无关系。如《诗经》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一段,余冠英(1995:3、5)将其译为:“鱼鹰儿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水荇菜长短不齐,采荇菜左右东西。好姑娘苗苗条条,追求她直到梦里。”在众多的言内翻译中,余冠英的翻译是比较忠实、流畅和传神的。

      第二类是语际翻译,即我们通常说的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和语言信息的转换。如莎士比亚的剧本Ham/et就有中译本《哈姆雷特》或《王子复仇记》,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有杨宪益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英国学者霍克思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第三类翻译叫符号翻译,是非语言的翻译。它把一种符号的形式用另外一种符号形式表达出来,它常与交通讯号有关,如在航海时用摇旗来表达。符号翻译也可以是通过一种艺术形态来诠释和表现另一种艺术形态,如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以京剧的形式搬上中国的舞台,或用西方的歌剧来表现中国的《梁祝》。

      按照上述分类,翻译几乎构成了人类文化活动的总体特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翻译、诠释,进行文化或跨文化传播。

      3 跨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共同点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