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读后

      读了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汉语“数+量+名”格式的来源》（中国语文，2006:5。以下简称《来源》）一文，深感获益（注：《来源》把上古汉语除个体量词以外的其他种类的量词称为“单位词”。我们在引用《来源》的观点时有时也沿用这种说法。）。该文把描写性、计量性的概念引入数量结构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准确地观察到“名+数+量”结构中“名”与“数+量”之间可以插进其他成分这一重要事实。这一事实不仅是否定“名+数+量”结构“重新分析”说和“移位”说的重要证据，而且对于汉语数量结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然而，《来源》对“数+量+名”格式的来源提出新的看法。其核心论点是：1)先秦汉语的“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和“名词+数词+单位词”在句法、语义和话语功能上有显著差别：前者是描写性的，其中“数词+单位词”是名词的修饰成分；后者则是计量性的，其中“数词+单位词”是句子（或小句）的述谓成分。2)西汉前后，“数词+单位词（+之）+名词”中属格标记“之”脱落诱发“数词+单位词+名词”获得实际计量的功能。3)汉代出现的“数词+个体量词+名词”格式，是仿照“数词+单位词+名词”类推而来的。

      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存在一些问题，谨商榷如下。

      从形式上看，《来源》的“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实际包含两种类型：其一，“由度量衡单位词参与构成的‘数词+单位词’用于名词之前时，通常采用‘数+单位词+之+名’格式。”（以下称A型）其二，“由名词转用的‘容器量词’以及由动词转用而来的‘部分量词，参与构成的‘数词+单位词’，通常直接用于名词之前而不加属格标记‘之’。”（以下称B型）

      正如《来源》所注明的那样，这两种类型都有“例外”。A型，《来源》列了六个例外（不带“之”），这里我们再补充六例：

      (1)贤从。公命事畮（贿）贤百畮（粮）。（贤簋）西周中期

      (2)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仪礼·既夕礼第十三》）（注：郑玄注：“二十两曰溢。”）

      (3)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左传·昭公29年》）（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孔子家语·正论篇》注云：“三十斤为钧，钧四为石，石四为鼓。”）

      (4)今君举千锺爵禄，而妄投之于左右。（《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一》）（注：《来源》把《晏子春秋》“千锺爵禄”的“锺”视为“容器量词”，是不确的。《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十七》：“齐旧四量，豆区釜鍾。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鍾。”可见“鍾”与“升”一样，是度量衡量词。）

      (5)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男子为童旗。（《墨子·旗帜》）(6)十斗粲，毁（毇）米六斗大半斗。（《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

      例(1)的“百畮（粮）”即“百亩（粮）”，“畮”即“亩”。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数词+度量衡单位词+名词”的形式西周中期即已存在，其后也不绝如缕。显然不可能是“西汉前后”由“数词+度量衡单位词+之+名词”里“之字的脱落”造成的。

      B型，《来源》也列了四个例外（带“之”）。这里再补充一例：

      (7)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秋水》）

      “壑”在这里是作为容器单位来用的。

      从功能上看，上例A型的“百畮”、“一鼓铁”、“一溢米”、“十斗粲”等都体现了“实际计量的功能”，这种功能当然也不是“之字的脱落”所诱发的。因此说A型“通常不是指称名词的实际数量”是不确切的。

      关于B型的功能，《来源》认为“也是描写或定性，换言之，这个格式中的‘数词+单位词’同样也是侧重说明名词的某种属性或泛指名词的量度特征，而不是指名词的实际量度。”就《来源》所举的关于B型的例句来看，绝大多数都可以这样解释。但考先秦典籍，也有不少指名词的实际量度的B型例句。例如：

      (8)馔于其上：两甒醴、酒，酒在南。（《仪礼·既夕礼》）

      (9)又进二豆湆于两下。（《仪礼·少牢馈食礼》）

      (10)司士进一敦黍于上佐食，又进一敦黍于下佐食。（《仪礼·少牢馈食礼》）

      (11)侧尊一甒醴，在服北。（《仪礼·士冠礼》）

      (12)四 一（《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遣策》）

      以上例(8)-(11)出自《仪礼》。“仪礼”讲究定制，不能多也不能少，其“数词+单位词”的实际计数计量功能毋庸置疑。例(12)出自“遣策”，实际计量功能也十分单纯。其实，在我们看来，《来源》所举的如下两例，其“数词+单位词”也是实际计量的：